从“中国文化基督化”的口号谈起

“文化基督化”可行吗？

在北美、在欧洲发达国家，基督教在整个文化中正在走向边缘化或者已经走到了文化的边缘，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而在中国，基督教从来就没有处于文化的中心，并且至今还处在文化的边缘，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
有鉴于此，有人提出了“文化基督化”或者“中国文化基督化”的口号。无论这个口号实际上产生了什么影响，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，因为它极其鲜明地提出了基督与中华（或者中国）文化的关系问题。

“中国文化基督化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方面，笔者所看到的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，就是北美陈宗清牧师提出来的，他说，所谓文化基督化，“就是指所有文化领域的呈现，包括文学、戏剧、艺术等的主调与信息，都与圣经的真理吻合”（注1）。他又指出，如果在广义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，那么，像法律、政治、宗教、教育、经济、科学等，也都属于文化的范围。

笔者以为，“文化基督化”口号中的“文化”一词，一般是广义上的。那么，就此而论，“文化基督化”的口号是否有可行性呢？

提出一个口号，就是要用简明的语言，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行动目标和纲领。一个行动纲领是否可行，历史是一面镜子。就文化基督化而论，这个历史之镜就变成了﹕自基督后将近两千年的人类历史中，是否有一种文化，它的主旋律和基本信息都符合圣经的真理呢？或者更尖锐地说，西方文化是否是基督教文化？

答案只有两个字：没有。

到目前为止，在人类创造的那些大的文化中，只有西方文化被某些人说成是基督教文化。在十九世纪时，这种论断尤其突出，无论论者用的是过去时还是现在时。

但是，上一个世纪，许多学者都指出，无论从起源上、历史内、还是现实中，西方文化都不是基督教文化，尽管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刻、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，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，基督教文化构成了整个西方文化的中心、重心，但基督教从来没有使整体的西方文化，包括它的各个领域所传达的基本信息，都符合圣经真理。

进一步说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基督化了，无论基督信仰对这些民族、这些文化的影响有多么深刻。

文化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晶，同时，人又生活于文化中，并且为文化所化育。神学家奥古斯丁和加尔文都认为，人的堕落亦存在于人所创造的文化之中，且与基督对立。保罗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套用他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说：不论古今中外，任何民族所创立的任何文化，都打上了罪的烙印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因此，若指望一种大的文化能基督化，那无异于指望人不再作为罪人创造文化。

文化基督化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这是由人之为罪人决定的。

将一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，哪怕它能激发起天大的热情，也不能说它是明智的。对于不明智的口号，笔者以为还是放弃使用为好。

绝不放弃文化使命

笔者建议放弃使用“中国文化基督化”的口号，绝对不意味着建议基督徒放弃自己的文化使命。恰恰相反，我认为基督徒必须切实地、实际地承担起自己的文化使命。

据林荣洪主编的《近代华人神学文献》，在中国教会中，有人认为基督教能保存中华文化的价值；有的则认为基督教应当伦理化、社会化，此之谓自由派神学思想。而比较有代表性的，一是赵紫宸的观点，认为基督教不是废除中华文化，而是成全它；二是以倪柝声为代表的，认为文化已经深深受罪恶所腐蚀，失去了改造的可能，基督徒不要爱这个世界，而“政治、教育、文学、科学、艺术、法律、商业、音乐，等等──正是构成这世界（Kosmos）的事。”（注2）

在上一个世纪中，认为基督教与文化相互对立的观点，实际上是中国的基督教会中，占支配地位的看法，并且一直流传到现代，到海外。

正是在这样的神学思潮的影响下，虽然福音传入中国已经上千年了，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也过两百年了，也有极少数的基督徒在做文化方面的努力，但大多数的华人基督徒放弃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责任，更由于中国的基督徒、特别是19世纪的基督徒，大都是没有受到高等教育的平民百姓，这样的放弃就显得更理所当然了。

更不幸的是，反文化与重视文化的对立，常常与福音派、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对立纠缠在一起。基要派反文化，自由派高举文化。

笔者曾经亲耳听到唐崇荣说，在中国的教会中，反组织、反神学、反理性、反文化、（还有反美学──笔者注）的倾向，是根深蔕固的（注3）。可引以为证的是，中国的基督教会缺乏组织，缺乏神学，缺乏理性，缺乏文化和美学。

所以，在中华文化这块土壤中，我们不仅出现不了像奥古斯丁、圣托马斯那样的神学家，出不了像帕斯卡尔、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基督教思想家，也出不了像《神曲》、《失乐园》、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那样伟大的文学作品，像《最后的晚餐》、《浪子回头》那样伟大的艺术品。

于是，在哲学、政治、文学、艺术、法律、历史等众多的文化领域，基督徒放弃了自己必须承担的文化使命，任这些领域被反基督的力量所充斥。这一个直接后果就是，基督徒传福音越来越困难，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荒棘的坚硬土壤。

“中华文化基督化”？

笔者认为，应当用“建设中华基督教文化”这个口号（注4），取代“中华文化基督化”的口号。

这个口号首先表明，无论以基督信仰改变、更新中华文化的历史任务如何艰巨，一切持此共同异象的基督徒都要坚韧不拔地奋斗。

其次，这个口号也表明：我们不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，我们承认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都不可能使整个中华文化基督化。用基督教来取代中华文化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除了引起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外，别无所取。

我们切实的盼望是：第一，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，创造出一个“中华基督教文化”。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赞同陈宗清文章的观点，就是在文化的各个领域，都创造出与圣经的真理相吻合的文化作品，以此构成“中华基督教文化”。

中华文化好比是一个巨大的母文化系统，它是由许多的子文化系统构成的，如中华儒家文化、中华道教文化、中华佛教文化，等等。这些系统之间既存在着相融相济的关系，也存在着相反相斥。以佛教为例，中国的佛教其实是中华佛教，它是从印度的佛教传过来的，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相激相荡的过程才产生的，并且，是作为中华文化这个母系统下的子系统──中华佛教文化而存在的。因此，“中华基督教文化”不是作为中华文化这个母系统而存在的，而是作为其子系统而存在。这样的目标是可能的，也是现实的。

第二，我们更盼望使“中华基督教文化”这个崭新的子系统能对其母系统──整个中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。

薛华（F.A. Schaeffer）曾经提出了几个很有意义的概念：“后基督教文化”、“圣经舆论”和“基督徒舆论”、“基督徒伦理”。他说，这些舆论“曾经对宗教改革时期的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，并且塑造了北美、澳洲和新西兰的文化”。但是，“一旦基督教舆论不再影响这个世界，就如过去40年到60年的快速发展一般，整个人类社会与生命都遭受蹂躏，道德观点也荡然无存。”（注5）这种情况在欧洲已经多年了，美国从20年代到60年代也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，进入了“后基督教文化”时代，基督教已经不再是舆论与伦理的中心。

中国还处在前基督教文化的时代，但正在面临后现代化的挑战，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，能不能通过创造“中华基督教文化”，在中华文化中造成一种“基督徒舆论”，这将是几代中国基督徒，特别是信主的知识分子，不可逃避的福音文化使命。

注：
1.《恩福》杂志，2002年1月，第二卷第一期。
2.《近代华人神学文献》，中国神学研究院1986年版，第419 页。
3.参见《生命季刊》创刊号。
4.自上个世纪初，某些中国基督徒学者一再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，如谢扶雅提出“中国基督教文化”的概念，何世明牧师提出“基督教儒学”的概念。
5.《福音派危机》，华神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22-23页。
作者原为马列哲学讲师，现住美国伊利诺州，自由传道。
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第46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