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恩溥 ——促成留美風氣的宣教士

魏外扬

几年前,国内有一家知名报纸,邀请学者、专家选出50位“对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”。童话作家安徒生、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桑德斯、日本演员高仓健、美国职业篮球明星乔丹等人,都在候选名单上,可见选择的标准是相当多元的。

然而,在众多候选人如此激烈的竞争下,竟有4位来华宣教士上榜!他们是:嘉约翰(John Glasgow Kerr, 1824-1901)、丁韪良(W. A. P. Martin, 1827-1916)、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, 1845-1919),和明恩溥(Arthur H. Smith , 1845-1932)。该报对明恩溥的评语如下:

“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。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,1908年,美国正式宣布退还‘庚子赔款’的半数,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,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明恩溥的明智和远见,愈加令人信服。

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,他熟悉中国的国情,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,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。1906年,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建议,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“庚子赔款”,用在中国兴学、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,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。清华留美预备学校(后改名为清华大学)的成立,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,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,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。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,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。”

明恩溥的建议,不仅仅落实于教育方面,还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如今,在中国教育界和医学界,用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,仍是公认的佼佼者。

先冷落、后“狂译”

明恩溥(Arthur Henderson Smith),于1845年出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维农(Vernon)。这个至今居民不到3万人的小城,距离晚清幼童留学美国的重镇哈特福(Hartford)不远。

1867年,明恩溥从威斯康辛州的贝洛特学院(Beloit College)毕业。根据他的同班同学、后来在中国的宣教同工博恒理(Henry D. Porter)回忆,明恩溥爱开玩笑、非常风趣,而且擅长讲故事。这些特色,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表现无遗。

1872年,明恩溥夫妇由美国公理会差派到中国北方。先是在天津,后来因为山东饥荒,被派往山东赈灾,就此长期留在山东农村生活。《中国人的性格》(Chinese Characteristics)与《中国乡村生活》(Village Life in China)两书,足以说明他与中国平民百姓有深度的交往,对中国庶民文化有透彻的体认。

《中国人的性格》英文原著,在1890年代已经风靡西方世界,但早期的中文译本却遭到冷落。鲁迅生前对此书极为重视,多次在文章中提及。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《中流》半月刊上,他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处,语重心长地说:

“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《支那人气质》(即明恩溥的《中国人的性格》,编注)来。看了这些,而自省,分析,明白哪几点说的对。变革,挣扎,自做工夫,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,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。”

14天之后,也就是10月19日凌晨,鲁迅病逝,此书译成中文便成了他最后的遗愿之一。

其实,早在1903年,上海的“作新社”,已将该书由日文版译出中文版,可惜鲜为人知。而且,译者已经预见其内容必然引起复杂的反应,因而在卷首弁言(即前言,编注)中,奉劝读者“不可挟自是之心以读;不可挟外人轻蔑我之心以读;不可挟外人不知我之心以读。”这种泰然坦然的心态,正是我们民族近百年来所欠缺的。

直到1990年代以后,这本旧作才出现众多中文译本,甚至到了“狂译”的地步,这也代表我们终于来到比较能够自省,也比较有自信的时代。

在《中国人的性格》中,明氏列举了26项特征。众多中译本的译法不尽相同,以下为版本之一:

1.保全面子。2.节俭持家。3.勤劳刻苦。4.讲究礼貌。5.漠视时间。6.漠视精确。7.易于误解。8.拐弯抹角。9.顺而不从。10.思绪含混。11.不紧不慢。12.轻视外族。13.缺乏公心。14.因循守旧。15.随遇而安。16.顽强生存。17.能忍且韧。18.知足常乐。19.孝悌为先。20.仁爱之心。21.缺乏同情。22.社会风波。23.株连守法。24.互相猜疑。25.缺乏诚信。26.多元信仰。

请读者不要忙着数算这26项特征中,正面的、负面的各占多少,因为明氏常在同一个标题下,提出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的观点。

1900年庚子事变中,明恩溥夫妇也在北京使馆区遭受围困。脱险之后,他将亲身经历与见闻,写成《动乱中的中国》(China in Convulsion)一书。该书的第27章,收录了明氏的一篇讲章,那是解围后众人举行感恩礼拜,邀请明氏证道,他将得救的原因归纳为10点,证明都是出于上帝的保守。

改变从那时开始

20世纪的开头10年,北美青年热烈投身海外宣教运动,召开一次又一次的宣教大会,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宣教书籍。明恩溥身为资深、勤于写作的宣教士,深受后辈的敬重。他在这期间所写的书,都列为宣教教育的重要教材。例如1907年出版的《中国的升起》(The Uplift of China),是为美国的青年宣教运动(Young People’s Missionary Movement)而作。后来在英国加以修订后,又成为适合英国青年阅读的版本。

就在这海外宣教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,明牧师的家庭却遭遇苦难。1906年,儿子Henry在美国不幸溺毙,带给他们无限的悲伤。在明氏母校贝洛特学院的特藏档案里,就保存有明氏夫妇在痛失爱子后,与亲友的一些通信。

然而也就在这一年,明恩溥为中国争取到一个机会,和一间学校。一个机会就是由美国退回部分的庚子赔款,用来资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;一间学校就是成立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,起初名叫“清华学堂”,后来改为“清华大学”。

继1877年和1890年之后,1907年第3次全中国性的宣教大会,在上海举行。这次大会的主席,仍照往例,由一位英国籍和一位美国籍的宣教士共同担任,以示对这两大宣教母国的感谢与尊崇。明恩溥(美国公理会牧师),以及汲约翰(John C. Gibson,英国长老会牧师),获得推选,可见他们在中国教会界所受到的敬重。

20世纪初年,多少中国学子在庚款的资助下,前往美国学习,然后回到祖国服务!他们带动的留学美国的风气,至今未息。这些发展,多少要归功于明恩溥宣教士的先见之明。

在众多的庚款留美学生中,胡适是杰出者。他学成回国前,在日记上留下一句豪语,可以代表那一代留学生的心声:“如今我们回来,你们请看分晓罢!”多年后,他又将这句话改为:“如今我们回来了,你们请看,要换个样子了!”

壮哉斯语!但是在我看来,当明恩溥和他们那一代跨海而来的宣教士们踏上中国土地时,改变就开始了!

作者为台湾中原大学退休讲师,多年从事中国教会历史研究。
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第49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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