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智主义

周学信

我们教会的牧者,曾经严声厉道:“只要研读圣经就够了,不需要再阅读其它书籍!所谓的属灵书籍,全都是‘人’写的,充斥着人的思想,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。”

有一位教会弟兄告诉大家:“我从小热爱中国文学中的诗词歌赋。不过,带我信主的教授——他是毕业自普林斯顿大学的,对我说,他成为基督徒以后,就再也不碰世俗的文学作品了,只读与圣经相关的书。这让我陷入了困惑:基督教和知识以及文学艺术的正确关系,究竟应当如何?” 

这些例子,其实在提醒我们:必须谨慎面对我们的心智生活(life of the mind),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。

何为反智主义

“服事神不需要满脑的知识,只要经验就够了。不用想太多,好好去感觉、领受。”“朋友邀请我一起去神学院修课,但是教会的长老对我说,神学会使人骄傲、自我膨胀。”

这样的例子,道出教会界给真理打折扣、忽视心智生活的态度。而其立论基础是:人应该听从心,而非头脑。心智被归为邪恶的一方,跟随它的就必走偏。许多华人基督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,对于心智的发展,抱持着怀疑,甚至敌视的态度。

这是不容忽视的反智主义趋势。而究竟什么是反智主义呢?华府“三一论坛Trinity Forum”资深院士葛尼斯(Os Guinness),将之定义为“倾向将真理打折扣、轻看心智生活的态度”(注1)。

反智主义不一定等同于“愚昧”。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(Richard Hofstadter)认为,反智主义是“以厌恶和怀疑的态度,看待心智生活及其公认的代表人物;并且倾向于持续贬抑心智生活的价值”(注2)。

也就是说,反智主义真正反对的,并非是人的智能本身——智慧只要是用在务实的层面,就可接受。他们真正反对的,是人针对观念进行反思。他们认为,这是欠缺立即功效、浪费时间的。

这种理论,使我们的教会过分强调行动,过于务实和功利主义,因而难以进行更广或更深刻的思考。

著名的黎巴嫩外交官、基督教学者查尔斯.马利克(Charles Malik),1980年秋天在美国惠顿学院(Wheaton College)的葛理翰中心(Billy Graham Center)开幕时致词,告诉听众,我们传福音其实有两项工作:“拯救灵魂和拯救心智”。他严肃地警告:教会在第二项工作上,正退后到危险的地步。

他说:我必须很直率地说,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面临的最大危机,就是反智主义……那些急着从大学毕业,好开始赚钱,或去教会事奉,或去传福音的人,都未能体认到,能够花数年的时间,悠游自在地与过去伟大的心智和灵魂对话,去催化、磨练、拓展思考的能力,是多么珍贵……我们彻底退出创意思考的竞技场,将之拱手让给仇敌……为了更有效地见证耶稣基督,也为了自身,福音派……实在没有权利继续游走于及格边缘(注3)。

马利克的一席话正描述出我们知识困境的本质。

起源是什么?

反智主义的起源是什么?基督徒的愚化又是从何而起?

那种强烈质疑理智的传统,可以回溯至17世纪末的虔诚主义。当时盛行的的虔诚主义,从正面的影响来说,是坚守圣经,反对冷漠的形式主义和仪式化的传统,强调真实的个人经验,鼓励信徒活出祭司的身分,也促使人更热切地寻求上帝。虔诚主义者要的,不是只讲求头脑的宗教,而是心灵的宗教。没有虔诚主义运动的基础,就没有现代的宣教运动或大觉醒运动。

然而强调个人也导致了负面的影响,传统和教会领袖建立起来的权威,因此转移至信徒个人身上(注4),产生了主观主义及情感主义,为反智主义的推广提供了借口。个人当下的对神的经历,既被赋予了最重要的地位,历史和传统就见弃了。

另一个助长教会界反智主义盛行的推手,崛起于19、20世纪之间。那是教会如履薄冰的时代,圣经及其超自然性受到抨击,甚至圣灵在信徒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质疑。广义福音派中的几个群体,奋而起来捍卫“圣经是神的话语”,以及圣灵工作的无误性。

可见,圣洁运动、基要主义和五旬节运动,其实原本扎根在健全的神学基础上,只是后来在心智生命的处理上走岔了路,不是寻求平衡的心智生命的发展,而是采用了完全的取代法──信靠圣经,取代了受教于世界的开放心胸;超自然主义,取代了自然界;圣灵的工作,取代了心智的运作……这些极端思想为后来的反智主义留下了祸根,而主的教会看似就要被此浪潮吞噬了。

对此,历史学家弥敦.哈奇(Nathan Hatch)形容得贴切:“容我做个不寻常的比喻,福音派在基督徒学识的观点上所受基要主义传统的影响,就如同毛主席‘文化大革命’对中国人的影响。两者均促使一个世代的人完全与学术的主脉断交,以至于要重新(与学术界)接轨,成了……棘手的工作。”(注5)

18世纪萌芽的复兴主义,在19世纪得以开花结果,持续塑造着福音派思想,且为普及的福音派观点定下了基调。基督教的复兴主义运动,强调要立即回应及接受福音。因其传福音是以最广大的民众为对象,所以带着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,讲道力求简单,以激起听众情感的回应,认为没有必要持续思索,没有必要效法他人(不论是当代还是过去的圣徒),就足以对信仰产生洞察和了解。救恩属乎个人,而呼召所求的是当下的回应(注6)。

复兴主义运动下的传道人,常带有反智的偏颇眼光。反学识的偏见,逐渐在平信徒和神职人员的观念中根深蒂固。霍夫斯达特的经典名作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》,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:

“这个观念始于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命题,即宗教信仰主要不是靠逻辑或学识来传播的。由此可衍生出一个论点,那就是:宣道的最佳人选……是那些没有学问的无知之士。再推论便可知,这种愚昧人所拥有的智慧和真理,必定优于那些学识与教养兼具的知识分子。这样一来,就得到‘学识和教养其实不利于信仰传播’的结论。”(注7)

四大巨擘的宣言

19世纪福音派中,对信徒心智生活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四大巨擘有:彼得.卡特赖特(Peter Cartwright,1785-1872)、查理斯.芬尼(Charles Finney,1792-1875)、杜威.慕迪(Dwight L. Moody,1837-1899),以及,比利.桑戴(Billy Sunday,1862-1935)。

卡特赖特大概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卫理公会巡回布道家,他自述从未上过任何神学院,却为了福音遍传而投入服事,并且大有成效。他宣称自己和朋友们“传福音的果效、在服事上得到的认同,大过于……现代的神学博士……他们追寻的是大学校长的职位、教授的身分、总编辑的地位,或是待遇丰厚的工作,并且试图创建标新立异的机构,好掌握丰沃的收入来源……罔顾百万贫穷、频临死亡的罪人涌入地狱之门,没有神,没有福音”(注8)。

芬尼和慕迪则曾说:“我的神学观?!我还不晓得有这种东西呢!或许你可以告诉我,我的神学观是什么。”

至于桑戴,他引以为豪的,就是他“对神学的认识,还不比一只野兔对乒乓球的认识多”。而且,“假如我有一百万美元,我会捐$999,999给教会,$1给教育”(注9)。

这个时期对于现今反智主义的普及影响极深远,“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质疑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,过度强调结合大众力量所能达成的目标,造成一般人和知识分子之间不必要的对立。人们愈发不信任理性,愈发对热烈而情感导向的宗教有兴趣(从坎恩.瑞吉,Cane Ridge,在肯德基州引起的复兴可见一斑),并对权威抱持反对的态度。这些现象,都和美国人宗教心智生命的转变相关联。”

虔诚主义、基要主义和复兴主义,均助长了主观及反智的观点。在宣教士的影响下,华人教会也同样接受了这样的观念。

这种反智的态度和文化,总是寻求圣经佐证,以显得更加正当、合理化。然而这些“圣经佐证”,虽然众多,实际上却是被扭曲了原意。举例有:《哥林多前》1:17-2:5保罗斥责那些依靠“属世智慧”的骄傲态度,是因其忽视基督并祂钉十字架,单以人意来定义现实世界。

《哥林多前》8:1中,使人“自高自大”的知识,绝非泛指一切的学识;《哥林多后》3:6 “字句叫人死”,指的是旧约的律法,而非所有的书籍﹗

再举一例,《使徒行传》4:13中讲到几位使徒是“没有学问的小民”,不是为了赞扬他们没有学问、对心智生命漠不关心,而是要指出,宗教领袖责备他们缺乏专门的训练──宗教领袖们非常惊愕,因为这些既没有读过犹太拉比学校,又没有正式宗教职分的人,却在属灵的事上有这般的说服力和洞见。

同样,《马太福音》11:25也不是为愚昧、无学识背书,而是责备人因有知识而自傲。《约翰一书》2:27,也不可牵强地用来弃绝一切的教训。这段经文意在指出,信徒不需要假先知看似具有启发性、实为异端的教导”(注10)。

又,《路加福音》10:21中,耶稣提到上帝“将这些事,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,向婴孩就显出来”。耶稣这席话,为的是提醒众人在各样恩赐(包括智慧)的使用上要谦卑,实无否定智慧之意。

我们若去留意地方教会(local church),便会发现他们常拿上述经文,支持虔诚主义的反智立场,抨击知识智能的追求。这反应出,许多教会正在承受“无知的基督教”之苦。

华人教会中不乏质疑现代学识的教导,也有人推广以“情绪的反应”取代“理性的思考”。许多基督徒深信,他们内在的主观经历,应该凌驾在批判、思考与理性判断之上。圣灵既是生命与真理的源头,那么操练思考、阅读及学识,便不甚重要。有人依此思维,甚至径自删除了“尽意”爱神的命令。

爱若少了心智或意志的层面是不够的。基督教界实在急需发展智慧与学识,用以敬拜神、服事世界。因为缜密的思辨,是整全认识福音不可或缺的。思考,是上帝赐给人,让人认识祂的一种方法,而认识神才会进而爱神、爱人。一切的思想,一切的学识,一切的教育和研究,实在都是为了使人能够认识神、爱神以及爱人。

注:

1. Os Guinness, Fit Bodies, Fat Minds: Why Evangelicals Don’t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it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Grand Rapids: Baker Books, 1994), 9.

2. Richard Hofstadter, Anti-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(New York: Alfred A. Knopf, 1970), 7.

3. Charles Malik, “The Other Side of Evangelism”, Christianity Today, November 7, 1980, 40.  For the original address, see The Two Tasks (Wheaton, Ill.: Billy Graham Center, 2000).

4. Justo L. Gonzalez,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: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(New York: Harper Collins, 1985), 205-207.

5. Nathan O Hatch, “Evangelical College and the Challenge of Christian Thinking”, Reformed Journal (September, 1985), 12.

6. Mark Noll,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94), 63.

7. Richard Hofstadter, Anti-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(New York: Alfred A. Knopf, 1970), 48-49. (note, 8). 

8. Peter Cartwright, Autobiography of Peter Cartwright: The Backwoods Preacher, Strickland, W. P. ed. (William Peter), 1809-1884 (New York: Carlton & Porter, 1857), 408.

9. Ibid., 55.

10. Ibid., 55.

作者现为台湾圣光神学院院长,主授系统神学、教会历史、灵修神学等课。
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第49期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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