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固执”的老同事 ──浅谈基督徒拥有真理吗？

谢文郁

几年前，我回到北京大学和老同事们一起聚餐。席间，有位老同事明明知道我是基督徒，仍当众宣称：最讨厌基督徒﹗！半晌，我才缓过来，问理由何在？他回答，因为基督徒都自以为真理在握。我跟他说，基督徒是要传福音的，但并没有真理在握。

我的话对他没有太大的说服力。他依旧坚持：所有基督徒都自以为真理在握。

对此，我一筹莫展。我知道，他一向思维周密，没有根据的话从来不说。

他厌恶基督徒的态度和情绪，究竟从何而来？我想，这些年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，他因而有不少跟基督徒打交道的机会。他这根深蒂固的印象，恐怕是在和基督徒的交往中留下的。

于是，我的心开始沉重起来：基督徒为什么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？

“真理”是我们的财产？

基督徒常常在真理问题上很自信，因为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（参《约》14：6）既然耶稣是真理，而我们基督徒，自然就从耶稣那里领受了真理，那么，我们就是真理的拥有者；我们不拥有真理，谁还能拥有真理？

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。“拥有真理”，意味着我们是“真理”的主人，“真理”是我们的财产。主人对财产的支配权是绝对的、随意的。因此，作为“真理”的主人，我们可以把“真理”给人，当然也可以不给。因此，许多弟兄姐妹当传福音是在传真理，从而让人觉得高高在上。

“我们拥有真理”，还意味着我们是“真”、“假”的判断者，从而立于不败之地。在大是大非问题上，有些弟兄姐妹总坚持自己一定是对的，原因在此。

说“我们拥有真理”，还意味着“真理”缺乏独立的位格──如果真理拥有自己的位格，我们就无法拥有它；如果我们拥有它，它就不能是位格性的存在。许多弟兄姐妹拒绝真理的位格，便失去了受教的心态。

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传福音面对的是不信者。他们有他们的想法。在他们理解基督徒的福音宣讲之前，不会认为基督徒所讲是真理。有些基督徒为了向这些不信者宣示自己所拥有的真理，不得不采取了粗暴的做法，即完全否定对方──我们拥有真理，而真理是唯一的，那么，你就一定没有真理。如果你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，我们从真理出发，就只能完全否定你。作为真理的拥有者，我们必须向你们这些缺乏真理者的人宣告真理﹗！

我想，我的那位老同事，在和基督徒的交往中，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这种真理宣示，在感受到基督徒的热情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真理拥有者的攻击。因此，他产生了情绪和想法就不奇怪了。

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！

这种“自信”加“粗暴”的态度，从短期效应上看，可以鼓励基督徒“同仇敌忾”，向不信者宣战──在初信者的热情中，在布道家充满感染力的演讲中，我们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。由于这种态度在短期上，对教会发展有明显的效果，所以，许多牧长甚至认为这是灵命成长的标志，因而有意识地鼓动和培养这种态度。

然而，不管是从教会管理，还是从福音传讲的角度看，这种“自信”加“粗暴”的危害性都是十分严重的。

首先，这种态度在教会内部会造成纷争和分裂。不难理解，如果我是唯一的真理的拥有者，而我在教会内又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之类的权威人士，那么，当他人的想法（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）和我不一致时，对方定然是错误的。如果对方不愿意放弃错误立场、顺服在我所拥有的真理之下，那么，他就是自甘于与撒但为伍，自绝于真理，我只能与之分道扬镳。

于是，我们在真理的名义下，实施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行动，给教会带来严重的损害。

在对未信者传福音时，“真理拥有者”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对方的思想和立场，并且在对方抵抗时，无情地践踏对方的感情，如使用“下地狱”、“死在罪中”等字眼，并把对方生活中的苦难归结为不信基督，等等。

然而，否定是对等的。你否定对方，对方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否定你。你践踏对方的感情，对方就会对你产生厌恶。这是在我们传福音过程中常常遇到的。上个世纪20年代，在中国产生的“非基督教运动”，即与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挑战姿态，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，有很大关系。

这种态度，而今又造成了我的老同事那样的情绪。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。

迷失在各种道路上

在此，要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：我们基督徒拥有真理吗？

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（参《约》14：6）这一宣告，提到了古希腊哲学中的3个重要概念：道路，真理，生命。其中的排序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。

在古希腊哲学中，真理问题是一个生存问题。这一点，最早是由苏格拉底─柏拉图指出来的。在《米诺篇》，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命题：人在生存上，无不求善，且无人自愿择恶。苏格拉底进而指出，在现实中我们观察到的所有罪恶，都是由于人对善无知，错把恶的东西当作善来追求。

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“善”的知识，在生存中，就会在“善”的名义下追求“恶”，从而等于损害自己的生存。只有拥有真正的善知识，人才能从善出发，实现自己的向善生存。

真正的善知识，在柏拉图的解释中，即是真理。一言以蔽之，柏拉图的中心思想是：没有真理，便没有生存。因此，人必须先有真理，然后才能生存；真理在先，生命在后。

可是究竟什么是真理呢？柏拉图深感这个问题的复杂性。在《国家篇》中，他对真理、至善这些问题，深入地进行了讨论。他发现，认识真理和至善，不是容易的。因此，在结束讨论时，他号召人要不懈地追求真理和至善。在他看来，不管真理是什么，重要的是，我们的生存离不开真理。如果不拥有真理，我们的生存就没有保障。

古希腊思想家秉承了这一点认识，所以始终执着地追求真理──我们称之为“真理情结”。

然而，真理情结是一个认识论困境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，我们如何能够追求呢？从逻辑上看，因为缺乏真理，所以追求真理，这就是说，追求真理必须首先预设真理的存在。如果真理并不存在，那么，追求真理就是无的放矢，所有努力白白浪费。所以，我们虽然缺乏真理（对真理无知），但必须预设真理的存在。

对真理无知，却预设真理存在，这便是认识论困境。

如何才能获得这预设中的真理？人们认为，既然真理是存在的（在预设中），那么，我们要做的便是找到真理之路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思路做如此归纳：预设真理在先，寻找道路在后。有道是，条条道路通罗马。不管是什么道路，只要到达目的（得到真理）就行。

奥古斯丁在评论这种哲学真理观时，指出，对真理无知而预设真理，并陷入寻找真理的迷惑中，必然迷失在各种各样的道路上。

不知道，所以才跟随

耶稣在谈论真理时，却把道路置先。在“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”这一宣告中，耶稣把生命归到真理的后面，表达了“没有真理，便没有生存”。同时，耶稣又把道路置于真理之先。耶稣要求门徒先相信祂的基督身分，相信祂是真理的给予者。相信才能接受。也就是说，在不知道真理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在相信中，走上真理之路，跟随耶稣进入真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耶稣没有对这种排序进行论证。但是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这里没有逻辑，只有生存困境。按照古希腊哲学的“真理预设─真理之路”的思路，如果一个人对真理全然无知，凭什么去预设真理的存在呢？

实际上，真理的预设是可以和真理完全没有关系的；如果真理的预设和真理是无关的，那么，在这样的预设中所有关于真理之路的说法都是无稽的。

希腊怀疑主义对于真理的讨论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困境，并认为我们无法对真理作任何断言，只能悬隔真理判断。但是，既然“没有真理，便没有生存”，悬隔真理判断将使我们陷于无真理状态，从而无法生存！

出路何在？

出路在于跟随耶稣，也就是以耶稣为道路。就字义而言，当我们“跟随”一个人去某处时，我们是不知道这个“某处”的。或者说，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“某处”，我们才跟随。

当然，我们并不是随便跟随人走的。首先，这个人必须宣称自己知道“某处”。其次，我们相信这个人。

从这个意义上看，跟随是以相信为基础的。耶稣宣称祂从真理那里来，知道真理何在。我们则相信耶稣能够把我们带到真理那里去。耶稣强调：“不要疑惑，而要相信。”（参《约》20：27）从道路的角度谈论真理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在跟随耶稣中，和真理建立关系。

我们永远都不拥有

作为跟随者，我们和真理的关系，不是拥有者和被拥有者的关系。许多基督徒喜欢这样推论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从而能够从耶稣那里接受真理。一旦接受了真理，我们就开始拥有真理。

这种貌似有理的说法，一方面表明基督徒内心深处对真理的向往，另一方面则暴露了基督徒作为人所具有的内在罪性。耶稣要求门徒在相信中跟随祂，并在跟随中成为基督徒，所以，基督徒这个名称，和“跟随者”是有内在相连的。基督徒如果认为自己拥有了真理，不再跟随耶稣（就如一个人知道了目的地在哪里，可以依靠自己找去，不必跟随任何人），就失去了基督徒的身分。

跟随者相信耶稣、跟随耶稣，从而和真理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。正是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使我们能够接受真理的给予，感受到真理的同在。真理是给予者，我们是接受者。这种“给予─接受”的关系，《约翰福音》称之为对真理的见证。

从接受真理的给予，而见证了真理，却并不因此拥有真理。如果我们把“见证真理”推断为“拥有真理”，或是把在见证真理中所经历到的真理同在，误认为是对真理的拥有，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误推论：在信心（跟随耶稣）中，和真理同在→接受真理的给予→见证真理→拥有真理。

就在我们认为拥有真理的那一时刻起，我们其实就抛弃了跟随者的身分，丧失了在跟随耶稣中，建立起的和真理亲密的私人关系。这时，真理就不再和我们同在。而我们所拥有的，不过是自以为是的“真理”。

基督徒在信心中跟随耶稣，因而和真理同在，但是基督徒不拥有真理。凭着真理的同在，我们有底气、讲见证、传福音。我们传的不是真理，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中，所经历到和真理同在的喜悦、平安和盼望，是关于真理的见证。在见证中，讲者、听者一起来到耶稣面前，领受真理的给予。

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永远都不拥有真理。

基督徒永远都不过是真理接受者，但绝不是真理拥有者﹗！对此，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。

作者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。
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56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