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观的“使徒”寇尔森

世界观的“使徒”寇尔森

临风

2012年4月21日,监狱事工创办人查尔斯.寇尔森(Charles Colson,朋友昵称Chuck Colson,1931-2012),因脑溢血辞世,让世界顿失一盏明灯。

寇尔森早年在白宫作总统的特别助理,因为做事不择手段,被冠以“尼克松总统的刀斧手”,后因“水门案”入狱。入狱前,他因鲁益士的《返璞归真》信主。出狱后,他开创并投入受刑人事工逾35年,直到去世。

世界观的大师

寇尔森不仅在全世界创办“监狱事工”,还写作:从《重生》开始,他前后写了不下30本书,共计销售2,500万本以上!他每天的“断点”(Breakpoint)广播节目,有1200家电台转播,并且内容同步贴在网上。听众每天至少有800万人。此外,他还开展了“百夫长查经计划”,以及“寇尔森世界观中心”等等活动。

一个人精力有限,他怎么可能这么多产呢?一个原因,是他吸收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代笔高手。其中有些写手,后来也成为名作家或评论家。然而他一切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,我相信主要的思路还是他的,寇尔森是这些作品的灵魂。

寇尔森工作的主轴,那就是体现“世界观对人类的影响”。他深知“理念”对人的重要性。他强调:“理念(观念)极其重要,它会发生作用。”这“理念”(idea),就是“世界观”背后的思想。

他整个事工的目的,是要推动“基督教的世界观”。世界观之争是大问题。从近年“巴拿研究所”的民调看出,并非上教堂的基督徒就有“基督教的世界观”。往往,不是人拥有世界观,而是世界观拥有人,因为世界观已经内化了。

那么,什么是世界观呢?简言之,世界观就是个人对所处世界的全视野的认知和信念。这种认知和信念,决定了人的选择、行动和价值。

世界观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。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,是2000年读到的寇尔森《世界观的故事》里面的一个故事。寇尔森是讲故事的高手,这个故事让我真正意识到世界观对人的影响:

1996年的时侯,有一批东正教徒受到寇尔森监狱事工的影响,在保加利亚的一所监狱,修建了教堂和医院。寇尔森应邀前去参加医院的开幕式。没想到,司法部长也来参加盛会。当时,保加利亚还是马克思主义体制,司法部长则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。

司法部长对监狱事工为这所医院所提供的大量捐助,诚挚地表示了感谢。

寇尔森在致词时说,犯罪是个道德问题,监狱事工协助修建的医院,只能医治身体。人还需要道德上的更新,教堂就是为医治心灵而准备的。

这些话,让那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非常困惑,也非常不安。第二天,他邀请寇尔森到他的办公室。他坐在桌首,抽着烟,开门见山地问:“寇尔森先生,你昨天说,犯罪是个道德的问题,那是什么意思?你是说,那是个社会学的问题吗?”

“不,犯罪是个人选择去做错事,所以是个人道德上的失败。”

部长很礼貌地表示反对:“在我看来,犯罪是社会与经济因素造成的,是个人对环境所做的响应。”

寇尔森也很客气地反驳:“道德层面的东西,超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。人是道德的动物,他要做道德上的抉择。”

寇尔森知道,在马克思的唯物思想架构里,经济是一切力量的基础,文化、艺术、道德、宗教,这些都是上层建筑,用来反映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,这位部长也因此无法了解所谓的“个人做道德选择”。

部长说:“我不明白,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法,却故意犯法。”他认为:“只有惧怕,才可以吓阻人去犯法。”

寇尔森回答:“先生,如果惧怕可以拦阻人的话,那么就没有人抽烟了。”这句话让部长有点紧张地挪动烟盒。

之后,两人相视一笑。寇尔森接着说:“只有爱可以改变人类的行为。我如果爱一个人,我会做出让他高兴的事。如果我爱上帝,我会做出讨祂喜悦的事。只有爱可以让我们胜过有罪的自我中心。”

部长满面困惑。寇尔森意识到,他们两人的世界观,有着巨大的鸿沟,就是薛华所谓“福音预工”的领域。在世界观问题没有厘清之前,两个人无法对话。因此,必须首先讨论部长的世界观。于是他就从柏拉图开始,与部长对话……

这段描写,让我第一次认识到,原来“论理”、“讲理”并不简单。大家的“理”不一定相同。在不同“理”的情况下,去传福音的“理”是很难的。我开始认识到厘清世界观的重要性,这是寇尔森给我的启发。

2007年,专研“成长中的成年期”(Emerging Adult)的盖博.里昂斯(Gabe Lyons)采访了寇尔森。寇尔森表示,基督教就是“建立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”的想法太狭窄了。他并不喜欢普遍使用的“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”,他认为应当用“向耶稣基督降服”──基督教的中心是“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人生、世间一切的真实”。基督教就是一种世界观,是一种思想系统和生活。

他认为,基督徒不是只坐在礼拜堂里拍拍手,唱唱诗歌,基督徒要走出教堂。他呼吁基督徒以基督教的世界观进入世界、影响世界、改变世界。基督教不仅仅要人得救,也把公平、正义带入社会。

他希望后人给他的评价为:那位传扬“普遍恩典”和“文化使命”的人。“普遍恩典”让大家在道德议题上有交集,“文化使命”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好。他以成为今日的威廉.威伯福斯为自我期许。我想,他做到了。

寇尔森与宗教右派

寇尔森过目不忘。加尔文、凯伯尔、爱德华兹、尼克拉斯‧沃特斯托夫(Nicholas Wolterstorff)、斯普尔(R. C. Sproul)、卡尔.亨利、薛华、理查德德.拉夫勒斯(Richard Lovelace,教会史学家)等人,对他影响甚深,扩展了他对福音的视野,开阔了他的心胸。他能接纳不同的宗派,尤其是天主教。

2009年,有鉴于基督教的几个基本信念受到挑战,寇尔森与一批基督徒领袖,共同发表了《曼哈坦宣言》,支持和肯定基督教的“生命神圣”、“传统婚姻”和“宗教自由”。这个宣言是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表态。

宣言自然也有政治上的含意,人们不免猜测寇尔森在效法早年的薛华,加入“宗教右派”的行列(寇尔森确实是共和党忠实的支持者)。依我看,这个观点并不正确。他的出发点是世界观,不是政治。

几乎在发布《曼哈坦宣言》的同时,《纽约时报》因为“寇尔森世界观中心”开幕,采访了他。寇尔森藉此机会,表明了他对宗教右派的看法:

“我们在80年代,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,把福音政治化了。作为好公民,我们应当参与政治,我们应当关心社会的公平、正义。但是,我们应当小心,不要与党派划等号。我们当时以为,只要选出好人,就可以挽救道德的恶化。那简直是胡扯﹗……

 “今天许多人说,让我们回到教会,把教会照顾好就行了。这种想法也有问题。不过,除非我们把教会搞好,我们无力改善政治,或文化。今天社会的现状,说明教会失败了。”

寇尔森认为,18-19世纪约翰.韦斯利与威伯福斯的模式最为理想。对今天基督徒在党派间的切割,他表示非常懊恼:“太可怕了!(基督信仰)远比政治伟大得多。耶稣如果生在今天,祂会把这批站在党派立场高举基督教旗帜的人,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,统统都看作‘圣殿里兑换银钱’的。这些人总是不明白这分野……

“民主党做了很多好事,我们应当给予支持。我是从保守分子的角度说话。”换句话说,在政治上,他是针对议题,在议题上作全盘考虑,不是针对党派。

一般基督徒有个强有力的说辞:我们要不计代价,选出一位共和党员作总统。总统指定的大法官,可以改变那些有争议性的决定。寇尔森认为,这是本末倒置。法律(包括对宪法的解释),反映社会道德的大环境。大法官不能改变文化环境,文化环境却决定大法官的立场。改变道德大环境,才是根本。

到底哪一样意义最大

在水门案20周年纪念的时候,寇尔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《60分钟》节目的采访,说了一句让采访者麦克.华勒斯大吃一惊的话:“我为水门案感谢上帝!”

这不是戏言,牢狱整个改变了寇尔森的人生。在《人生观的故事》(2005)里,他分享追求美好的人生有4个要点:

1.  生命本身就是礼物。成功往往是从苦难和失败中得来的。

2.  我们只有失去“生命”(放下自我),才能得到(美好的)生命。

3.自由不是从遵照世界的期望或是实现自己的渴望中得到的。自由是在顺从自己的召命(使命)中得到。

4. 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自我内在的邪恶,才能拥抱美好的人生。

《人生观的故事》里,有一段感言:“我最近想到,自己一生所有的成就,到底哪一样意义最大──当我临终的时候,哪些事最能给我安慰?”他接下来提到:1993年,他与葛培理牧师、特里萨修女和索尔仁尼琴同时获得了“邓普顿宗教促进奖”!这可能是宗教界被社会认可的最高荣誉。奖金是100万美元!

得奖后,他捐了全数奖金,奖牌也交给了秘书。

但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封信,是3年前从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山脚下,监狱里的政治犯写来的。那批被世界遗忘的人告诉他,他们3,000个囚犯,共读一本他寄来的《爱主你的上帝》。每个晚上,都有人在囚室里朗诵书中的一段,给15-20个犯人听。他们都读过了。这书是他们黑暗中的希望。

寇尔森在读到此信的那个冬天,即在严寒中赶赴西伯利亚──那是一个让他永难忘怀的相聚。

拿着这封信,他问自己,到底是邓普顿奖,还是西伯利亚那3,000囚犯,对他更有意义?他说:“我连那个奖牌现在放在哪里,都不知道。但是,我把这封信放在我的公文包里。每当我极度疲倦、沮丧,或是心灰意懒的时候,我就把信拿出来,重新读一遍。如果临终前还有时间的话,我会把信放在我的床头。”

笔者并不认为“基督教的世界观”就是基督教的中心──天国才是基督信仰的中心。让我最向往的就是天国的实现,能够与基督永远同在。其实,寇尔森在写《世界观的故事》的时候,也意识到了,把世界观搞对了,不见得就会有信心。上帝如果是用理性认知就可以完全了解的,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。

不过,天国的世界观,确实是我们处世的准则。寇尔森推行了这个世界观,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就像为他写传记的乔纳单‧艾肯(Jonathan Aitken)在2005年所写的:寇尔森虽不完美,但他是福音界的重量级人物,是美国“仅次于葛培理牧师的基督教领袖”。他领导福音界走出窠臼,身体力行地从事“文化使命”。在这点上,他是我们的楷模。

作者为本刊特约编辑。

 
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57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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