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慈信
这十年来，笔者全时间投入神学院教学和平信徒神学教育事工。笔者发现，不论是在北美各地的华人教会内，还是在香港、日本、东南亚等地，或是在网络的神学课程上，都必有中国大陆（包含来自中国大陆）的教会肢体。在为海外平信徒开办的神学讲座上，也往往有中国大陆的海外神学生、知识分子与教会领袖来旁听。华人的神学教育，已经与海外华人教会一样，不能分“大陆”与“海外”了。
巨变与多元化
如何教导多元文化的华人神学生群体？如何和他们有效地讨论神学、教会历史、护教、教会事工、个人事奉方向等问题？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属灵（成圣）生命模式？这些都是神学教育工作者目前需要面对的挑战。
这十年来，中国、中国教会、华人神学教育起了巨变，给我们这些负责供应国内和海外神学教育（培训）的同工，带来很大的冲击。资源有限，要做的事却太多。我们必须时时自省∶我们做的，能够满足华人教会的需要吗？我们是合适的人选吗？我们能帮助领袖、教会成熟吗？前面要走的路，会比现在的更难吗？
从这几年有限、零散的经历，笔者看到当前中国与中国教会的一些特点，需要神学教育工作者留意。
首先，中国目前是城市带动农村。社会如此，教会如此，神学教育也必然如此。因此，神学教育工作者若用20年前中国教会的情况为出发点，仍以农村为主，则会错过机会，无法供应 21世纪中国教会真正的需要。
笔者不是说，农村的教会不重要，笔者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农村教会是中国教会的多数；而服事农村教会，正是海外华人教会短宣的重点。我要说的是，现在的中国，已是城市带动农村。若忽略了城市教会的需要，就是策略性的错误。
因此，作为神学教育工作者，我们必须 解城市中教会的需要，包括劳工阶层，和知识分子阶层。我们必须面对城市信徒心中迫切的问题∶如何面对离婚、再婚等伦理方面的问题；如何面对经济压力；如何面对从多方面而来的援助（包括神学教育，教会事工资料，讲员，书籍，海外慈善事工的到来等）；如何从圣经建立慈善事工、“心理辅导”等的理论基础（四川地震已经把这两个话题，从宣教机构的办公室带到街上了），等等。
总的来说，教会领袖需要从一个较广的角度，理解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。福音派喜欢用“国度的角度”，来形容这种视角。
四代神学生
其次，我们必须面对国内好几代已经献身、蒙召事主的神学生。笔者将他们分成四“代”。
五年前，按照我有限的接触，很多自己参与、也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培训的教会领袖，是在35至45岁之间。他们可能是多间堂会的牧者，同时兼顾培训事工。很多人有过专业的训练和工作经验，或从商（包括在海外）。
第二代则是25至35岁的基层牧者、传道人、巡回宣教士。他们是战壕里的基层工作人员。这两代人占了神学生中的大多数。
最近两年，我们开始面对两个新的群体∶
第一个群体，年龄19至22岁。他们代表著新的一代（到了2030年代，他们会是四十多岁、成熟的教会领袖）。文革、六四等事件，对他们已经非常遥远，他们倒是会清晰记得，中国参加世贸、举办奥运、谴责美国经济策略等事件。要想了解他们在生命、服事中所面对的挑战，需要我们从後现代、全球化、中国的兴起等角度去思考。这方面，可参考西方（例如美国）目前大学生事工面临的挑战，两者肯定有很多的相同点。
另外一种接受培训的学生，年纪约在40左右，很显然是在教会圈子与基督教思想圈中待了一段时间。与其他典型的、“正统”的受训学生比较，他们是少数民族。他们受过人文科学的薰陶，可能是透过大学，或者三自神学院的学习，或者出於个人的兴趣，多多少少受到人文哲学的影响。他们可能对巴特（Karl Barth）特别感兴趣，甚至敬仰。当我解释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哲学的时候，他们最有兴致，可以与我对话，甚至批评我的想法。他们大力批评教会里的八股与软弱，对哲学、文化问题，也比其他学生敏感。对将来事奉的道路，却可能不太肯定。他们在课堂上问问题时，其他正统的学生，都喜欢“关掉”耳朵。
後面这两种学生，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冲击。当我们培养、鼓励这些年轻人时，需要考虑到诸多因素∶他们是否来自敬虔的家庭、教会？若是，如何充分使用这属灵资源？他们若是来自非信徒家庭，却愿意撇弃一切跟随主，又当如何鼓励、支持他们？他们这些青年，在面对经济、文化、娱乐、进修的目标与动机、事奉的工场、交友与婚姻等问题上， 与20年前献身中国教会的青年有哪些不同？对人文学科、人文哲学（存在主义等）、当代神学比较敏感的学生，又当如何引导他们欣赏比较正统、保守的属灵遗产——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，福音派的属灵传统与神学思想？如何帮助他们欣赏教会——虽然教会充满著软弱，可毕竟是主耶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（上帝特别临在之所在）？如何建立一个正统的视觉，有辨别力地面对西方的人文思想？如何建立合乎圣经的认识论（epistemology）？等等。
教导纯正的信仰
经过几年的教学，我感觉到，学生在归纳法查经方面，普遍不足。不论是中、港还是台湾背景的华人，都不太习惯好好地细读和分析经文。基层的信徒，习惯了流水帐式、灵修式的读经，不会真正查考圣经。最多翻翻参考书，网上随意抓一些材料，就算预备好一次查经聚会了。即使理工科出身的学生，不晓得为什麽到了读圣经的时候，就不会用归纳法思维了。大陆的神学生多喜欢马上抓整卷书的主题、整本圣经的流程，对细读经文却不感兴趣。他们不懂得，进行系统的归纳式查经，是基督徒生命长进的宝贵资源。
除了细读圣经、归纳查经以外，用宏观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信仰，也是当今的需要。这两方面似乎是矛盾的，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
有一次，我给二十多位的神学院新生，上“神学导论”。除了传统的讲课以外，我指定他们到图书馆里浏览。其实，整个课程都在图书馆进行。每次讲到相关课题的时候，马上用图书馆的藏书作为例证。我指定他们完成的功课包括∶至少翻阅100本神学书籍；为20本书写一个简单的介绍（几行就可以）。
上课时，我还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神学书籍，例如：
倪雅各（J. Nyquist）著，《你也能带领查经》（校园）。
《圣经新词典》（中神，天道），其中特别关於“智慧”、“知识”、“顺服”、“信心”、“权威”、“默示”等的内容。
《研经日课》（证道）。
《清晨静思主话》（种籽）。
司布真，《清晨甘露》（浸信会）。
杨以德，《旧约导论》（道声）。
艾基新（Gleason Archer）， 《旧约概论》（种籽）。
滕慕理，《新约概论》。
各样的研读版圣经，各样的神学词典。
基本典型的系统神学教科书∶如任以撒，伯克富，埃里克森（Erickson）等。
不同时期的信经，信仰告白，要理问答。
巴刻，《简明神学》，《认识神》，《传福音与神的主权》，《活在圣灵中》。
慕理，《再思救赎奇恩》。
傅格森，《磐石之上》。
凯伯，《基督荣耀的身体》。
华尔克，《基督教会史》。
雪莱（Bruce Shelley），《基督教会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）。
凯伯，《历史的轨迹》。
傅瑞姆（John Frame），《卫道学概论》。
这次课程，给那批学生带来很大的挑战。他们有的人从来没有受过人文学科教育，第一、二天简直是手足无措。我不断鼓励他们，翻开书教他们∶作者是谁？这本书是哪类的？看看目录，该书是要讨论哪些题目？书的结论部分，透露了作者有何目标？
慢慢地，一些学生适应了，从完全震撼，变成了兴致盎然。过了几天，连吃饭、自由活动的时间，都能在图书馆看到学生在翻阅。
从一开始就让学生直接接触一些扎实的、信仰纯正的书籍，是神学教育工作者目前的急务。
因为篇幅缘故，这里不细谈神学问题。不过，笔者提出一点作为结束∶中国广大的信徒、领袖群体，目前究竟需要什麽？是需要把他们的敬虔、基要传统拆毁吗？还是需要肯定他们传统和正统的信仰，重申圣经的默示，重申圣经的权威和无误，然後介绍一些正统的神学资料，好让他们能快快地喂养他们的羊群（他们需要知道如何解释圣经，他们需要马上能派上用场的讲章。笔者虽然不认同这样的学习方式，不过，也明白这是他们迫切的需要）？
笔者从有限的经验，并从自己的传统出发，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∶目前亟需教导给学生的，是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的正统福音派（目前可能被称为基要派）的解经与神学遗产，而不是新福音派和後保守派提出的新颖理论。有了笃信圣经无误的基础，有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稳固、扎实的信仰系统以後，笔者深信，下一代传道人会勇敢地本著真理的立场，直面21世纪各样的学术问题，特别是“语言对解释圣经的涵义”这类的重要课题。这是笔者对“本色化神学”的期待∶正统神学，然後应用在21世纪的中国教会。
小结
有人说，中国已经失去灵魂。中国的教会也在失去灵魂吗？
当今神学教育工作者，应当做到如下几点∶
（一）拿出心来爱学生们，不怕分享自己的有限、软弱、成长过程，同时重申对圣经的完全信任。
（二）不要怕与学生讨论切身的问题。特别要让年轻的学生知道，向老师问问题是没有禁区的。
（三）重申圣经无误，同时介绍不同派别的前提预设，不要让学生作井底之蛙。
（四）对学生讲清楚，来学习神学，不应是为了个人的兴趣，甚至不是为了补充自己的不足，而是为了教会的需要。因此，要爱教会。
（五）不要误导学生。学生学了两三年的神学後，还会认为“有道可传”吗？讲道的时候，还会向会众宣讲，“在这段经文中，耶和华如此如此说！”吗？还是落到这样的结果∶“哎呀，我读了几年神学，终於懂了！圣经呀，是有错的啊！！”（这是成千上百神学院毕业生的实在情况。）
（六）指导学生欣赏保守的信仰传统，即从宗教改革以来，相信圣经默示、圣经无误的神学学派。
（七）提供多轨的事奉前景，包括双职、创启事奉等；多提“文化使命”和“全人关怀”，同时不忽略直接宣讲上帝的话。
作者是海外华人神学工作者。目前担任中华展望圣约学院总干事，华人基督教网络圣约学院讲师（www.ccntv.org ， www.ccntv2.org ），在北美、亚洲等地巡回讲授神学课程。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第41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