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真
一、前言
笔者是北京福音教会的牧者。今年，笔者有机会前往美国，学习提摩太‧凯乐（Timothy Keller）牧师所牧养的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（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）的植堂事工理念。本文所分享的内容，是此次学习后的一些心得。
二、北京城市教会复兴史
北京城市教会的成长可以划分为三个10年：80年代、90年代以及新世纪至今（2000-2010）。当然，北京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一部分，各个城市、乡村的教会一起构成了中国教会整体性的大图画。要聚焦北京教会的成长和发展，首先需要看全国。
当代中国教会的发展大体始于80年代初期。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经济开发、招商引资、邓小平南巡等等各类政治、经济事件的发生，引发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。外商来华、台湾人回大陆探亲，大陆学人出国留学，人员流动上的一出一入，带来一个极大的转折。福音广传，教会一个一个地建立。在这之前，中国教会基本上是被封杀的状态，就是有教会存在，也是零星的，没有任何影响力。神首先复兴的是农村教会，在农村物质生活和属灵供应均极为艰难的条件下，神自己用神迹奇事，把信徒重新聚集到了一起，也吸引众多人归主。那个时候，教会火热传福音，灵里极大地复兴、合一。众教会的同一个心志，就是走遍各城、各乡，把福音传开。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10年的时间。活水团契、中华福音团契、颍上团契、方城团契等，都是在那个时期被兴起来的。
90年代，教会进入到沉淀期。很多工人被神呼召出来，教会开始注重牧养，但装备不够（如果说前10年是“信心的教会”，那这10年才走进了“信仰的教会”的阶段）。信徒需要装备，需要学习，需要成熟起来，灵里要长大，要更认识神。更多地思考教会和政治的关系、社会和教会的关系等问题。一时间，神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。所以90年代初期，是大量工人被呼召出来，进入神学院受装备的阶段。不断有短期、长期的课程和培训，也不断有海外的牧者把西方的神学带进中国。
90年代后期是北京教会发展的时期，那时候，有大批知识分子涌进教会。在北京，神建造教会的方式，是先兴起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基督徒，他们成为带领人，开始建立家庭教会。从那时至今，是北京教会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阶段。这个阶段，教会发展的特点是：
1）教会管理系统化；有治理的章程，有神学架构，有教育的体系；
2）福音知识分子化：校园事工，向大学生和大学老师传福音；
3）传道人队伍职业化：全职传道人慢慢多了起来，许多相继被按立成为牧师，并从教会奉献中得到生活供应。看到“职业化”三个字，大家不要想到负面的东西，这也是教会发展的一个趋势。
这些城市教会，按照人员组成和聚会形式，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：
1) 按人员组成分：
a) 本地教会：以本地人开始的教会，多在自己家中聚会；
b) 新移民教会：主要以外地来京打工的“北漂”所组成的教会；
c) 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教会。
2) 按聚会形式分：
a) 堂会型教会：集中、大型聚会，比如守望教会、（新）锡安教会；
b) 植堂型教会：聚会点分布城市各个角落，比如福音教会、麦子教会；
c) 团契型教会：这类型教会在北京属于多数，规模较小；往往传道人缺乏专业训练，教会职分不明确，缺乏远象。
所有这些教会，统称为北京家庭教会。我们以上所谈的，就是北京教会的发展和复兴简史。
三、目前植堂型教会的特点
笔者所牧养的北京福音教会属于植堂型教会，本文即以此类型为主要探讨对象。这类教会在起步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包括：
1）教会的发展与植堂完全被动（负面动力）；
2）传道人的植堂经验几乎为零；
3）同工没有受过相应的植堂训练。
植堂型教会的植堂、发展动力主要有两个，基本都是外在的：一个是“政策压力”，即因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打压，限制聚会人数，不得不植堂；另一个是“空间限制”，即因为教会增长过快，普通民居的面积、格局，限制了聚会规模，不得不植堂。
我们可以用福音教会的发展为例。福音教会是1999年建立的，她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：
| 年份 | 时期 | 堂点数 | 植堂描述 |
| 1999-2001 | 草创期 | 1 | 教会初步建立，努力传福音。 |
| 2002-2003 | 爆炸前孕育期 | 1+3=4 | 非典时期，慕道友涌入教会，教会分别在甘家口、洋桥和回龙观植了3个堂。 |
| 2004-2005 | 爆炸期 | 4+8=12 | 朱镕基/温家宝换届，新《宗教条例》实行，教会经历第一次逼迫，从原来4个堂中又分出去8个堂。 |
| 2006-2007 | 装备期 | 12 | 教会稳定，同工辈出，没有植堂。 |
| 2008- | 再次小幅增长期 | 12+4=16 | 奥运年，再次面对政府的逼迫，有6个堂被迫不能在原址聚会，被迫分散，从12个堂变成了16个堂。 |
结论：过去10年，福音教会的发展模式是“被动型”的，我们的植堂与发展是在被动而没有任何准备和训练的情况下完成的。当然，我们确信，这里有神的主权，神使用环境和外在的艰难祝福教会。正如《罗马书》11章33-36节所说的：
“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他的判断，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，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？谁作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”
四、接受植堂训练后的感想
今年夏天，笔者在纽约救赎主教会参加了城市植堂的训练。纽约这个城市和北京很像，国际性大都市，所有人都忙忙碌碌，交通压力很大，人情关系淡薄，物质主义、世俗主义的风气很重。救赎主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仍然不断植堂、发展，并带动了全球性城市植堂事工。他们的事工在美国是相当令人瞩目、可圈可点的。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参观了他们的植堂培训中心，这个中心的工作，就是帮助其他各个地方的教会植堂。他们采用的是团队事奉的模式，而不是凭借少数一、两个人的领袖才能。在他们那里所学习到的东西，让我有耳目一新、茅塞顿开的感觉。
1. 强调“恩典更新”的福音神学
救赎主教会的植堂事工理念的核心，是强调“恩典更新”的福音神学。福音的内容教会并不陌生：“耶稣的降生、受难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”，就这些个层面，这30年的发展中，中国教会一直如此宣扬。救赎主教会也如此强调，不同在于，他们把福音讲活了。他们不但清楚传讲福音，更把福音融入到日常的教会生活、信仰生活，以及我们全部的人格建造中。
在现在这个被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大都市里，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中，人们都贪恋物质，自我中心地生活着的光景里，我们怎样把福音带给人们？救赎主教会和我们的差别，在于信息传讲上。他们不是讲律法主义、道德、伦理，他们讲福音。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落在形式化的宗教里面。耶稣所成就的福音和我们的宗教形式有很大的差别。我认为，这是当代中国教会没有真正把握住的。至少我自己在带领教会的时候，是走进了这个误区：福音和教会没有发生关系，信徒也无法活出这福音来，而是活在一种宗教形式里面。
我们的问题是没有真正传讲福音。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“伦理式的讲道”：我们更多的是在讲道德的东西，信徒听讲道，也是喜欢听你来告诉他，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。这样，我们就把福音给简单化了，从客观上我们已经走进了自由主义。这样的讲道不是在改变信徒的生命，而是在压制信徒的生命，在他的良心上增加罪咎感。长此以往，信徒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中，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基督徒的模式。他们论断和判定某个人属灵不属灵，也是靠着自己心里的模式去判定的。信徒活得更拘谨、没有自由。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是完全脱节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能带给社会什么呢？我们又能传给别人什么呢？所以需要强调全备的福音。
2.“伦理式讲道”和“福音式讲道”的不同
我们不是反律法主义，也不是律法主义。律法主义是“神已经不再需要做什么”，反律法主义则是“即使犯罪神也会饶恕我的”。前者以自己为义，后者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犯罪找借口。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就需要福音。福音不是不要律法，福音乃是成全了律法。保罗是一个传讲福音的人，他原来是犹太教信徒，后来遇见了耶稣，成了耶稣的门徒。他真的了解了福音，所以脱离了律法对他的束缚。但是他并非否定律法，乃是依靠那超越律法本身的耶稣。马丁‧路德原来是在天主教里面，我们很清楚地知道，天主教的称义是加上行为的。路德一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，心里有很重的压力和强烈的罪咎感，以至于要用更加刻苦的苦修来自责，来寻求内心的平安，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。而当他经历了“高塔经验”（Tower Experience），重发现了福音之后，宗教改革就开始了。
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。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回到圣经，传圣经里神的福音，而不是人自己主观想象的东西。保罗从犹太教转向福音，路德从天主教中重新发现了福音。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则是把福音传成了律法。有的教会定了“新十诫”，或在讲道的时候不断强调，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怎么做，你应该那样做，如果不那样，上帝会审判你，咒诅你。很多的信徒真的没有自由，他们的信仰是基于对上帝的恐惧，而不是对上帝的敬畏。
伦理式讲道是讲“你应该/不应该做什么”，而福音式讲道的内在逻辑这是这样的：
你应该
但你做不到
耶稣为你做了
你能够在感恩中为神而活
按照神圣洁的律法，你应该这样做，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的，但是人都堕落了，根本做不到，人是有自由意志，但人的自由意志只会用来反对神──这是奥古斯丁强调的，马丁‧路德也如此强调──但是耶稣为我们做了，这就是福音。今天的基督徒应该以感恩的心，喜乐、有盼望地活着，委身于福音，传扬这福音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神（《罗》12：1-2）。
福音式讲道的信息，每一次都聚焦到耶稣身上，定睛在那十字架上。荷兰有一个神学家叫凯伯尔（Abraham Kuyper），他说：“世界上每一寸土地，耶稣无不指着说，这是我的。”圣经上的每一处经文，无不指向耶稣。如果你从圣经当中没有看到耶稣，只看到了律法，那你就错了。加尔文对律法的解释说：律法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污秽的。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行不出来的；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耶稣。
这似乎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，但往往在具体的牧养、事工中，在教会建造中，我们没有能够真正宣扬出来，真正贯彻到底，落实到信徒日常的生命成长与更新中去。
3. 植堂就是宣教
“被宣讲的福音”是植堂事工的根基，以这样的神学为骨架的植堂，才会传全备的福音。我们以前理解宣教，是几个宣教士去到远方开荒，但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：1) 宣教是一个整体事工，是全教会、全方位的事工，开荒、宣教要以植堂为最终目标；2) 宣教也是本地事工，在本城中的跨文化事工。美国是一个多语言、多种族的国家，救赎主教会很积极地鼓励、帮助不同族群和国家的教会。在北京来讲，我们的族群相对单一一些。但是在我们当中有弱势的群体，我们要看到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的需要。所以说，宣教就是植堂，植堂就是宣教。
五、未来植堂事工展望
笔者除了牧会，也在神学院教实践神学课程，对于中国教会的现状多有接触与思考。未来而言，中国教会很快就会遭遇到全面的“神学轰炸”：包括成功神学、新纪元、后现代的大肆挑战，如何把握神学基础和教义根基，对于教会的健康发展最为重要。教会建造方面，最关键的是不能再延续“被动型”的植堂与发展模式，而要有意识地开始“宣讲福音”的植堂事工：
1) 教会要成立植堂中心，系统地为植堂事工做预备、训练、策划和差派；
2) 教会同工需要接受植堂训练，作为同工训练的重要环节；
3) 同一城市的教会应彼此配搭进行植堂事工，正如在宣教禾场上的彼此配搭事工；
4) 有根基和规模的教会应有国度眼光，在自身建设的同时，有意识地扶持小教会成长。
北京和中国的城市教会应当对城市植堂有所看见，特别是关注城市中的“福音荒地”。我们需要保持教会和信徒传福音的热情；看到未来传福音的事工的艰难（相比上一代，80后群体的精神意识与生活方式更加地自我），不能再期待过去“爆炸式”的发展；并意识到植堂训练会更艰苦，要求更深度的委身，更多有保罗心志的同工。
六、结论
今天文艺界反“三俗”，而教会要反“三化”，即信仰表面化、敬拜形式化、教会管理工商化。这“三化”是相辅相成的，最后会导致教会走向世俗化。盼望未来的北京，能有更多有果效的传福音和植堂。笔者希望藉此思考，唤醒沉睡的教会。
愿神对教会的心意在今天能够实现！
作者来自北京，98年开始全职事奉，牧会并从事神学教育，目前担任北京福音教会主任牧师。
本文转载自《教会》杂志，2010年，11/12月号，总第26期。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第47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