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外扬
几年前，国内有一家知名报纸，邀请学者、专家选出50位“对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”。童话作家安徒生、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桑德斯、日本演员高仓健、美国职业篮球明星乔丹等人，都在候选名单上，可见选择的标准是相当多元的。
然而，在众多候选人如此激烈的竞争下，竟有4位来华宣教士上榜！他们是：嘉约翰(John Glasgow Kerr, 1824-1901)、丁韪良(W. A. P. Martin, 1827-1916)、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, 1845-1919)，和明恩溥(Arthur H. Smith , 1845-1932)。该报对明恩溥的评语如下：
“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。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，1908年，美国正式宣布退还‘庚子赔款’的半数，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，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明恩溥的明智和远见，愈加令人信服。
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，他熟悉中国的国情，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，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。1906年，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建议，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“庚子赔款”，用在中国兴学、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，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。清华留美预备学校（后改名为清华大学）的成立，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，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，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。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，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。”
明恩溥的建议，不仅仅落实于教育方面，还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如今，在中国教育界和医学界，用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，仍是公认的佼佼者。
先冷落、后“狂译”
明恩溥(Arthur Henderson Smith)，于1845年出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维农（Vernon)。这个至今居民不到3万人的小城，距离晚清幼童留学美国的重镇哈特福（Hartford)不远。
1867年，明恩溥从威斯康辛州的贝洛特学院（Beloit College)毕业。根据他的同班同学、后来在中国的宣教同工博恒理(Henry D. Porter)回忆，明恩溥爱开玩笑、非常风趣，而且擅长讲故事。这些特色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表现无遗。
1872年，明恩溥夫妇由美国公理会差派到中国北方。先是在天津，后来因为山东饥荒，被派往山东赈灾，就此长期留在山东农村生活。《中国人的性格》(Chinese Characteristics)与《中国乡村生活》(Village Life in China)两书，足以说明他与中国平民百姓有深度的交往，对中国庶民文化有透彻的体认。
《中国人的性格》英文原著，在1890年代已经风靡西方世界，但早期的中文译本却遭到冷落。鲁迅生前对此书极为重视，多次在文章中提及。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《中流》半月刊上，他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处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“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《支那人气质》（即明恩溥的《中国人的性格》，编注）来。看了这些，而自省，分析，明白哪几点说的对。变革，挣扎，自做工夫，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，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。”
14天之后，也就是10月19日凌晨，鲁迅病逝，此书译成中文便成了他最后的遗愿之一。
其实，早在1903年，上海的“作新社”，已将该书由日文版译出中文版，可惜鲜为人知。而且，译者已经预见其内容必然引起复杂的反应，因而在卷首弁言（即前言，编注）中，奉劝读者“不可挟自是之心以读；不可挟外人轻蔑我之心以读；不可挟外人不知我之心以读。”这种泰然坦然的心态，正是我们民族近百年来所欠缺的。
直到1990年代以后，这本旧作才出现众多中文译本，甚至到了“狂译”的地步，这也代表我们终于来到比较能够自省，也比较有自信的时代。
在《中国人的性格》中，明氏列举了26项特征。众多中译本的译法不尽相同，以下为版本之一：
1.保全面子。2.节俭持家。3.勤劳刻苦。4.讲究礼貌。5.漠视时间。6.漠视精确。7.易于误解。8.拐弯抹角。9.顺而不从。10.思绪含混。11.不紧不慢。12.轻视外族。13.缺乏公心。14.因循守旧。15.随遇而安。16.顽强生存。17.能忍且韧。18.知足常乐。19.孝悌为先。20.仁爱之心。21.缺乏同情。22.社会风波。23.株连守法。24.互相猜疑。25.缺乏诚信。26.多元信仰。
请读者不要忙着数算这26项特征中，正面的、负面的各占多少，因为明氏常在同一个标题下，提出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的观点。
1900年庚子事变中，明恩溥夫妇也在北京使馆区遭受围困。脱险之后，他将亲身经历与见闻，写成《动乱中的中国》（China in Convulsion)一书。该书的第27章，收录了明氏的一篇讲章，那是解围后众人举行感恩礼拜，邀请明氏证道，他将得救的原因归纳为10点，证明都是出于上帝的保守。
改变从那时开始
20世纪的开头10年，北美青年热烈投身海外宣教运动，召开一次又一次的宣教大会，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宣教书籍。明恩溥身为资深、勤于写作的宣教士，深受后辈的敬重。他在这期间所写的书，都列为宣教教育的重要教材。例如1907年出版的《中国的升起》（The Uplift of China)，是为美国的青年宣教运动（Young People’s Missionary Movement)而作。后来在英国加以修订后，又成为适合英国青年阅读的版本。
就在这海外宣教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，明牧师的家庭却遭遇苦难。1906年，儿子Henry在美国不幸溺毙，带给他们无限的悲伤。在明氏母校贝洛特学院的特藏档案里，就保存有明氏夫妇在痛失爱子后，与亲友的一些通信。
然而也就在这一年，明恩溥为中国争取到一个机会，和一间学校。一个机会就是由美国退回部分的庚子赔款，用来资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；一间学校就是成立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，起初名叫“清华学堂”，后来改为“清华大学”。
继1877年和1890年之后，1907年第3次全中国性的宣教大会，在上海举行。这次大会的主席，仍照往例，由一位英国籍和一位美国籍的宣教士共同担任，以示对这两大宣教母国的感谢与尊崇。明恩溥（美国公理会牧师），以及汲约翰（John C. Gibson，英国长老会牧师)，获得推选，可见他们在中国教会界所受到的敬重。
20世纪初年，多少中国学子在庚款的资助下，前往美国学习，然后回到祖国服务！他们带动的留学美国的风气，至今未息。这些发展，多少要归功于明恩溥宣教士的先见之明。
在众多的庚款留美学生中，胡适是杰出者。他学成回国前，在日记上留下一句豪语，可以代表那一代留学生的心声：“如今我们回来，你们请看分晓罢！”多年后，他又将这句话改为：“如今我们回来了，你们请看，要换个样子了！”
壮哉斯语！但是在我看来，当明恩溥和他们那一代跨海而来的宣教士们踏上中国土地时，改变就开始了！
作者为台湾中原大学退休讲师，多年从事中国教会历史研究。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第49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