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学信
我们教会的牧者，曾经严声厉道：“只要研读圣经就够了，不需要再阅读其它书籍！所谓的属灵书籍，全都是‘人’写的，充斥着人的思想，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。”
有一位教会弟兄告诉大家：“我从小热爱中国文学中的诗词歌赋。不过，带我信主的教授——他是毕业自普林斯顿大学的，对我说，他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就再也不碰世俗的文学作品了，只读与圣经相关的书。这让我陷入了困惑：基督教和知识以及文学艺术的正确关系，究竟应当如何？”
这些例子，其实在提醒我们：必须谨慎面对我们的心智生活（life of the mind），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。
何为反智主义
“服事神不需要满脑的知识，只要经验就够了。不用想太多，好好去感觉、领受。”“朋友邀请我一起去神学院修课，但是教会的长老对我说，神学会使人骄傲、自我膨胀。”
这样的例子，道出教会界给真理打折扣、忽视心智生活的态度。而其立论基础是：人应该听从心，而非头脑。心智被归为邪恶的一方，跟随它的就必走偏。许多华人基督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，对于心智的发展，抱持着怀疑，甚至敌视的态度。
这是不容忽视的反智主义趋势。而究竟什么是反智主义呢？华府“三一论坛Trinity Forum”资深院士葛尼斯（Os Guinness），将之定义为“倾向将真理打折扣、轻看心智生活的态度”（注１）。
反智主义不一定等同于“愚昧”。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（Richard Hofstadter）认为，反智主义是“以厌恶和怀疑的态度，看待心智生活及其公认的代表人物；并且倾向于持续贬抑心智生活的价值”（注２）。
也就是说，反智主义真正反对的，并非是人的智能本身——智慧只要是用在务实的层面，就可接受。他们真正反对的，是人针对观念进行反思。他们认为，这是欠缺立即功效、浪费时间的。
这种理论，使我们的教会过分强调行动，过于务实和功利主义，因而难以进行更广或更深刻的思考。
著名的黎巴嫩外交官、基督教学者查尔斯．马利克（Charles Malik），1980年秋天在美国惠顿学院（Wheaton College）的葛理翰中心（Billy Graham Center）开幕时致词，告诉听众，我们传福音其实有两项工作：“拯救灵魂和拯救心智”。他严肃地警告：教会在第二项工作上，正退后到危险的地步。
他说：我必须很直率地说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面临的最大危机，就是反智主义……那些急着从大学毕业，好开始赚钱，或去教会事奉，或去传福音的人，都未能体认到，能够花数年的时间，悠游自在地与过去伟大的心智和灵魂对话，去催化、磨练、拓展思考的能力，是多么珍贵……我们彻底退出创意思考的竞技场，将之拱手让给仇敌……为了更有效地见证耶稣基督，也为了自身，福音派……实在没有权利继续游走于及格边缘（注3）。
马利克的一席话正描述出我们知识困境的本质。
起源是什么？
反智主义的起源是什么？基督徒的愚化又是从何而起？
那种强烈质疑理智的传统，可以回溯至17世纪末的虔诚主义。当时盛行的的虔诚主义，从正面的影响来说，是坚守圣经，反对冷漠的形式主义和仪式化的传统，强调真实的个人经验，鼓励信徒活出祭司的身分，也促使人更热切地寻求上帝。虔诚主义者要的，不是只讲求头脑的宗教，而是心灵的宗教。没有虔诚主义运动的基础，就没有现代的宣教运动或大觉醒运动。
然而强调个人也导致了负面的影响，传统和教会领袖建立起来的权威，因此转移至信徒个人身上（注4），产生了主观主义及情感主义，为反智主义的推广提供了借口。个人当下的对神的经历，既被赋予了最重要的地位，历史和传统就见弃了。
另一个助长教会界反智主义盛行的推手，崛起于19、20世纪之间。那是教会如履薄冰的时代，圣经及其超自然性受到抨击，甚至圣灵在信徒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质疑。广义福音派中的几个群体，奋而起来捍卫“圣经是神的话语”，以及圣灵工作的无误性。
可见，圣洁运动、基要主义和五旬节运动，其实原本扎根在健全的神学基础上，只是后来在心智生命的处理上走岔了路，不是寻求平衡的心智生命的发展，而是采用了完全的取代法──信靠圣经，取代了受教于世界的开放心胸；超自然主义，取代了自然界；圣灵的工作，取代了心智的运作……这些极端思想为后来的反智主义留下了祸根，而主的教会看似就要被此浪潮吞噬了。
对此，历史学家弥敦．哈奇（Nathan Hatch）形容得贴切：“容我做个不寻常的比喻，福音派在基督徒学识的观点上所受基要主义传统的影响，就如同毛主席‘文化大革命’对中国人的影响。两者均促使一个世代的人完全与学术的主脉断交，以至于要重新（与学术界）接轨，成了……棘手的工作。”（注5）
18世纪萌芽的复兴主义，在19世纪得以开花结果，持续塑造着福音派思想，且为普及的福音派观点定下了基调。基督教的复兴主义运动，强调要立即回应及接受福音。因其传福音是以最广大的民众为对象，所以带着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，讲道力求简单，以激起听众情感的回应，认为没有必要持续思索，没有必要效法他人（不论是当代还是过去的圣徒），就足以对信仰产生洞察和了解。救恩属乎个人，而呼召所求的是当下的回应（注6）。
复兴主义运动下的传道人，常带有反智的偏颇眼光。反学识的偏见，逐渐在平信徒和神职人员的观念中根深蒂固。霍夫斯达特的经典名作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》，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：
“这个观念始于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命题，即宗教信仰主要不是靠逻辑或学识来传播的。由此可衍生出一个论点，那就是：宣道的最佳人选……是那些没有学问的无知之士。再推论便可知，这种愚昧人所拥有的智慧和真理，必定优于那些学识与教养兼具的知识分子。这样一来，就得到‘学识和教养其实不利于信仰传播’的结论。”（注7）
四大巨擘的宣言
19世纪福音派中，对信徒心智生活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四大巨擘有：彼得．卡特赖特（Peter Cartwright，1785-1872）、查理斯．芬尼（Charles Finney，1792-1875）、杜威．慕迪（Dwight L. Moody，1837-1899），以及，比利．桑戴（Billy Sunday，1862-1935）。
卡特赖特大概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卫理公会巡回布道家，他自述从未上过任何神学院，却为了福音遍传而投入服事，并且大有成效。他宣称自己和朋友们“传福音的果效、在服事上得到的认同，大过于……现代的神学博士……他们追寻的是大学校长的职位、教授的身分、总编辑的地位，或是待遇丰厚的工作，并且试图创建标新立异的机构，好掌握丰沃的收入来源……罔顾百万贫穷、频临死亡的罪人涌入地狱之门，没有神，没有福音”（注8）。
芬尼和慕迪则曾说：“我的神学观？！我还不晓得有这种东西呢！或许你可以告诉我，我的神学观是什么。”
至于桑戴，他引以为豪的，就是他“对神学的认识，还不比一只野兔对乒乓球的认识多”。而且，“假如我有一百万美元，我会捐$999，999给教会，$1给教育”（注9）。
这个时期对于现今反智主义的普及影响极深远，“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质疑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，过度强调结合大众力量所能达成的目标，造成一般人和知识分子之间不必要的对立。人们愈发不信任理性，愈发对热烈而情感导向的宗教有兴趣（从坎恩．瑞吉，Cane Ridge，在肯德基州引起的复兴可见一斑），并对权威抱持反对的态度。这些现象，都和美国人宗教心智生命的转变相关联。”
虔诚主义、基要主义和复兴主义，均助长了主观及反智的观点。在宣教士的影响下，华人教会也同样接受了这样的观念。
这种反智的态度和文化，总是寻求圣经佐证，以显得更加正当、合理化。然而这些“圣经佐证”，虽然众多，实际上却是被扭曲了原意。举例有：《哥林多前》1：17-2：5保罗斥责那些依靠“属世智慧”的骄傲态度，是因其忽视基督并祂钉十字架，单以人意来定义现实世界。
《哥林多前》8：1中，使人“自高自大”的知识，绝非泛指一切的学识；《哥林多后》3：6 “字句叫人死”，指的是旧约的律法，而非所有的书籍﹗
再举一例，《使徒行传》4：13中讲到几位使徒是“没有学问的小民”，不是为了赞扬他们没有学问、对心智生命漠不关心，而是要指出，宗教领袖责备他们缺乏专门的训练──宗教领袖们非常惊愕，因为这些既没有读过犹太拉比学校，又没有正式宗教职分的人，却在属灵的事上有这般的说服力和洞见。
同样，《马太福音》11：25也不是为愚昧、无学识背书，而是责备人因有知识而自傲。《约翰一书》2：27，也不可牵强地用来弃绝一切的教训。这段经文意在指出，信徒不需要假先知看似具有启发性、实为异端的教导”（注10）。
又，《路加福音》10：21中，耶稣提到上帝“将这些事，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”。耶稣这席话，为的是提醒众人在各样恩赐（包括智慧）的使用上要谦卑，实无否定智慧之意。
我们若去留意地方教会（local church），便会发现他们常拿上述经文，支持虔诚主义的反智立场，抨击知识智能的追求。这反应出，许多教会正在承受“无知的基督教”之苦。
华人教会中不乏质疑现代学识的教导，也有人推广以“情绪的反应”取代“理性的思考”。许多基督徒深信，他们内在的主观经历，应该凌驾在批判、思考与理性判断之上。圣灵既是生命与真理的源头，那么操练思考、阅读及学识，便不甚重要。有人依此思维，甚至径自删除了“尽意”爱神的命令。
爱若少了心智或意志的层面是不够的。基督教界实在急需发展智慧与学识，用以敬拜神、服事世界。因为缜密的思辨，是整全认识福音不可或缺的。思考，是上帝赐给人，让人认识祂的一种方法，而认识神才会进而爱神、爱人。一切的思想，一切的学识，一切的教育和研究，实在都是为了使人能够认识神、爱神以及爱人。
注：
1. Os Guinness, Fit Bodies, Fat Minds: Why Evangelicals Don’t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(Grand Rapids: Baker Books, 1994), 9.
2. Richard Hofstadter, Anti-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(New York: Alfred A. Knopf, 1970), 7.
3. Charles Malik, “The Other Side of Evangelism”, Christianity Today, November 7, 1980, 40. For the original address, see The Two Tasks (Wheaton, Ill.: Billy Graham Center, 2000).
4. Justo L. Gonzalez,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：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(New York: Harper Collins, 1985), 205-207.
5. Nathan O Hatch, “Evangelical College and the Challenge of Christian Thinking”, Reformed Journal (September, 1985), 12.
6. Mark Noll,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94), 63.
7. Richard Hofstadter, Anti-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(New York: Alfred A. Knopf, 1970), 48-49. (note, 8).
8. Peter Cartwright, Autobiography of Peter Cartwright: The Backwoods Preacher, Strickland, W. P. ed. (William Peter), 1809-1884 (New York: Carlton & Porter, 1857), 408.
9. Ibid., 55.
10. Ibid., 55.
作者现为台湾圣光神学院院长，主授系统神学、教会历史、灵修神学等课。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第49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