亦文
因为研究教会史，我常有机会阅览宣教士的传记，每每超越时空，与感人的生命在书中相遇。
海春深（George K. Harris, 1887-1962）的传记，《火炬传千里：宣教士海春深在穆斯林中的生命见证》（注1），放在书架上很久了，一直被其他的书籍占了先机。直到去年底，才有机会仔细展读。
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神迹奇事、万人归主的辉煌场面，却描述了一位西方基督徒，为了亚洲穆斯林的缘故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默默摆上，谦卑、智慧、坚毅。
海春深是美国人，很早就对穆斯林事工有负担。他一直以为，神会差遣他到伊斯兰国家去。谁知，神最后引领他加入了中国内地会（China Inland Mission），委身于中国的回民。
说到内地会的回民事工（即“回宣”），不得不提博德恩（William Borden，1887-1913）。他出生于非常富裕的家庭，毕业于耶鲁大学。但是他放弃辉煌前程，决定前往世界上最艰难的宣教工场之一──中国河西走廊的回民族群。
赴华途中，他先在埃及短暂停留，学习阿拉伯语。谁知竟在短短几个月中，感染上脑膜炎，遽然辞世，享年仅25岁。
博德恩的死，震动了整个西方教会。在他去世3周年的纪念聚会中，著名的回宣传教士池维谋（Samuel Zwemmer），在博德恩母亲的纽约寓所带领祷告，求神兴起更多的青年学子，去完成博德恩的未竟之功。
同一天晚上，芝加哥慕迪神学院的祷告会上，神奇妙地将海春深的志向，由尼日利亚的卡诺，转向了中国的甘肃——那里有300万回民未聆听福音。
17年后，1933年，海春深和池维谋在兰州首次相见，说起17年前的那个特别的晚上。抚今思昔，更深信神对祷告的回应。
深入学习语言、文化
要了解顾海春深的回宣生涯，可以从他自己的一段话开始：
“前几天，有人问我：‘你怎么会爱穆斯林？他们是相当骄傲、狡诈、顽固的。’这一问题，让我们陷入深思。我们在这些人当中作工，缺乏果效，是不是由于对他们缺乏爱心呢？”（注2）
不仅是西方人对穆斯林抱有种族优越感，汉族对回民也持大汉族沙文主义。然而，宣教士的爱心，绝不能建立在刻板印象（stereotype）和虚幻浪漫上。海春深的爱心，首先表现在他毫不吝啬地投入时间、精力，深入了解福音对象的语言文化。
抵达中国那年，海春深已经29岁，早已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，但他早年的艺术天分，使他对中国的象形文字和阿拉伯文的书法，特别有感悟力。
虽然绝大部分中国回民以汉语为母语，但他们仍沿用阿拉伯语词表达宗教思想。他们对中文的福音小册子不屑一顾，却很少拒绝或撕毁封面印有阿拉伯文的中文书册。
在伊斯兰世界里，人物画和风景画都被视作几近偶像崇拜，最高的艺术形式乃是优美的阿拉伯书法。内地会的第一张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双语福音海报，乃是由兰州的回民事工传教士濮马可（Mark Botham）设计，而后跨越重洋，请埃及书法家写成，再寄回中国，历时一年有余。
针对穆斯林的这一传统，海春深殚心竭力，设计了一系列中文和阿拉伯文对照的印刷品。他沿街寻找机会，和男性回民寒暄，然后把对方的名字用阿拉伯书法写在福音小册子上，送给对方。
他的阿拉伯书法之道地，竟使得一份全国发行的穆斯林报纸，在内页复制了他的海报和传单，并加注说明：“我们中国只有几位学者能够写出这种字体。本报愿意奖赏能够提供这位穆斯林身分资料的人，他竟然背叛我们的信仰，归向异教。”（注3）
回宣，无论对汉族，还是对西方宣教士而言，都是跨文化宣教。笔者想问，有多少位华人回宣勇士，可以抵挡急功近利的诱惑，愿意像海春深一样，先下几年功夫，掌握阿拉伯的口语与书写文字？
内地会撤离中国时，海春深已60多岁。然而神没有消灭他心中向穆斯林宣教的感动，引领他向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，传讲“尔撒”（耶稣）的故事。
在那里，他没有停止学习新的语言。当一位新宣教士（也就是日后为海春深立传的布麦克，Malcolm R. Bradshaw），向他请教“回宣秘诀”时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用爪威（Jawi）文字写成的马来文书籍——马来人把爪威字母视为自己“奥秘的书法”，外国人一般是不会花心思去学的，通常只学用罗马字母拼写的马来文——然而海教士已经精读了这本《先知编年史》，从中揣摩到马来人的思维模式，更以此作为培训回宣传教士的基础课程。
尊重习俗、风土人情
内地会传教士作家赖恩融（Leslie Theodore Lyall），提供了海教士宣教生涯中的一个侧影：海春深住在西宁的时候，为了与穆斯林交朋友，绝对不让猪肉“玷污”自己的住所。此举极有效地赢得了当地穆斯林的信任与尊敬，连阿訇、毛拉在内的穆斯林学者，都愿意登门造访，向他请教真理（注4）。
西方人以乳制品和牛羊肉为主食，因此，他们“杜绝猪肉”，比汉族宣教士更加不易。而且这样的挑战，不是每周一天，或每天一顿，而是长年累月，始终如一。因为，如果有一个人看见你背地里吃过一次猪肉，便可以摧毁你几年积累起来的信誉。
有事实显明，我们华人信徒似乎还没有意识到，“猪肉”对宣教有何等大的影响。据一位资深学者透露，现今在伊拉克的一些中国籍传教士，不仅不通任何阿拉伯语系，还以养猪为业！最终，他们因为职业转型不成功，而被迫离开（注5）
海春深的爱心，也表现在他对穆斯林风土人情的尊重上。当年，即便是富有经验、特别强调文化认同的内地会，也在回宣事工上犯过忽视当地习俗的错误。前文所提到的博德恩，临终前将遗产捐赠内地会，用作西北回民事工。内地会用这笔经费，在兰州修建了一所以博德恩命名的医院（即Borden Memorial Hospital，今为兰州第二人民医院）。
当时，兰州穆斯林领袖提议，医院应建在黄河靠兰州市区的那一边（南岸），因为“带病人过桥是不吉利的”。但是，内地会出于卫生条件的考虑，最终决定将医院建在黄河北岸（笔者到兰州时发现，黄河之南岸靠近市区，但是背阴；河之北岸背山向阳，采光好。也许这是西方医护人员选择将医院建在黄河北岸的缘故）。
因为未采纳回民领袖的建议，这所医院自建成后，一直没有赢得穆斯林的好感。后来， 对回宣颇有负担的院长金品三（George E. King），在有“小麦加”之誉的河州（今临夏），另建了一所回民分院。海春深在这个医院中耕作多年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有一次，一位在潞安汉人中工作的宣教士，陪同海教士前往当地清真对寺拜访，目睹了海教士如何赢得穆斯林的信赖与尊重。以至于那天他们对海教士的福音信息，不但不表现出排斥，还耐心聆听，取得了一般宣教士无法想象的效果。据《火炬传千里》记载（第92页）：
“清真寺的领导阿訇初时对他们很冷淡，但是看见他们脱了便鞋，小心翼翼地绕过礼拜用的垫席时，他就变得稍微热情一点。清真寺内有一本非常精美的《古兰经》装订本，他们两人提出要看一看。春深接过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丝质手帕，小心地擦拭着经书的封面。那位穆斯林导师脸上本来带点警戒和怀疑的表情，顿时就放松得多了。到春深用洪亮的声音读出上面的阿拉伯文时，便完全赢得本来冷淡的阿訇和围观群众的心。”
那位宣教士在那天所学到的功课，对今天的回宣传教士而言，也是非常宝贵的。有人说，细节决定成败。我们的日常所行，比所言更容易影响到受众。海教士的举动，看似简单，其实凝聚了多年的观察与揣摩，加上甘心向神顺服、向人谦卑，才达到如此的效果。
海教士对穆斯林观察入微，一双敏锐的眼睛绝不轻易放过传福音的机会。有一次，他和几位宣教士到泰国中部一个佛教徒群居的小镇上，他忽然指着远处沟渠边洗漱的人说：“那里有个穆斯林，我要去看看。”
那人果然是穆斯林，两人相谈甚欢，还提到了耶稣基督。事后，同行的宣教士问海教士，如何在众多佛教徒中发现了穆斯林，他回答：“他洗下臂的时候，用了一种宗教礼仪的动作。”（注6）
君子之爱爱人以德
中国有一句成语：爱人以德。海春深的爱心，最终表现在他将穆斯林引向真理。
有一位神学教育家说过，引向天父上帝的道路只有一条，但引向耶稣基督的道路，却可以有无数条（注7）。笔者认为，寻找文化上较易接受的方式，引出福音信息，乃是宣教士最见工夫的地方。若向佛教徒传福音，却不懂佛经，向穆斯林传福音，却不懂古兰经，结果只会隔靴搔痒，甚至适得其反。
在这一方面，“海氏处境神学”，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。譬如，在海春深设计的福音海报中，基督的救赎由祭坛上的羔羊来代表，避免使用十字架。一方面，这是借用穆斯林用动物献祭的传统，另一方面，又避免因接近罗马天主教的图像，而引起穆斯林对十字架产生排斥心理。
海教士与穆斯林慕道友谈道时，也尽量避免使用“神的儿子”这个称谓，以免无端引出“神没有女性伴侣”的争论。海教士的布道，总是既尽量全面体现福音的精髓，又不会因技术上的问题触怒穆斯林（注8）
基于穆斯林对伊斯兰经典的崇拜，海教士智慧地援引《古兰经》带出“太初有道”的真理。他先请回民学者诵读《古兰经》第4章第171和172节。对方往往读到“麦西哈．尔撒．麦尔彦之子，只是真主的使者”便嘎然而止，并加上评论：“原来尔撒（耶稣）只是一个‘使者’，并不是真主的儿子！”这时候，海教士会用穆斯林的传统来反驳他：“你当知道，读《古兰经》时，遇到jeem （一种阿拉伯符号，相当于中英文中的逗号）之前，是不该停下来的。而且你们应该遵从早期抄本的标点！”
如果对方还是拒绝往下读，也难不倒海教士，他会捧起经书，自己读完这一节：“麦西哈‧尔撒‧麦尔彦之子，只是真主的使者，只是祂授予麦尔彦的一句话（相当于说尔撒是神的“道”），只是从祂发出的精神（相当于说尔撒是神的“灵”）。”
海教士并加以解释：“如果你读福音书，就会明白这些难解之言。尔撒从麦尔彦诞生之前就已存在，因此远超过任何由人充当的先知。”（注9）
多年的回民事工，也使海春深深知，必须向穆斯林强调“基督复活”之教义。穆斯林否认基督的死（注10），为的是否认其复活。因为，如果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便显然高于穆罕默德等所有先知了。
但是，穆斯林同时又相信，一个时代只能有一位大先知。而这正为海春深打开了福音的切入口。他问穆斯林：“按照你们的信仰，如果耶稣仍然活着，那么今天仍然是‘耶稣时代’。另一位先知穆罕默德，又怎么可能出现呢？”
然后，海教士加上一句：“事实上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也复活了，并且永远活着。他的‘时代’，永无尽头。”（注11）
不过，深谙东方文化的海教士，也非常注意给穆斯林领袖保留面子，免得对方颜面扫地、恼羞成怒。有一次，“先知时代”的讨论，又一次使一位年迈的教师陷入困窘，海春深便转向轻松的话题。随后，当72岁的老教师发现，自己尚比海教士小一两岁时，大为宽慰。因为按东方人的礼仪，输给长者并不算太丢人（注12）。
可惜的是，现今我们中间一些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“福音勇士”，为争辩而争辩，到了得理不让人的地步，不仅失去了爱心见证，也失去了向对方继续传福音的机会。
一位在台湾服事的内地会宣教士，特别提到：“要记得中国人是很有自尊的民族。”随即他又加上一句：“其实我们都是如此。”（注13）。但愿中国信徒成为宣教士的时候，千万别忘了维护其他族群的自尊心。
“我们没有那样荣幸”
最后，不可避免要谈到的，是当时深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及其全家，为福音所付出的代价。赖恩融提到，兰州埋葬了宣教士的19个年幼子女，而信主的穆斯林却连19个都没有（注14）。
有一年，海家的长子约翰和长女美兰，双双染上了百日咳。随后，神留下了他的长子，撷取了他的长女。几年后，小儿子华特，也因无名病症突然去世。剩下的3个孩子，又在一次航行途中，险遭海盗的毒手。多年后，海夫人也葬在泰南的宣教工场，她的墓碑上刻着英、泰、中、马来等4种文字。
和绝大部分内地会传教士一样，海春深一生简朴，带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四处奔走。在中国，为了能接触到散居在山区的回民，他孤身上路，经常为当晚“没有枕头的地方”，而仰望神的供应。
在泰南，为了向更多的马来穆斯林作见证，他刻意选择拥挤的三等车厢，而放弃使用“神职人员通行证”购买优惠的二等车票。即便如此耕耘了数十年时间，他仍未能眼见归正的穆斯林信徒建立教会。“我们没有那样荣幸”，这是海春深教士的回答，也是他的遗憾。
对一位忠心的宣教士而言，还有什么试炼，比事工没有果效更大呢？在前景黯淡中，又究竟是什么，支撑着他始终委身回宣事工，直到被主接去呢？答案或许仍然是他那建立在神应许之上、被十字架上的牺牲所激励的真挚爱心。
中国教会缅怀这位宣教先驱，不仅因为他是赴华宣教士，也因为中国早期的宣教团队──遍传福音团，在成立之初（1946年），领队的马马可牧师，向海教士学习过阿拉伯语，装备自己以实践“福音传回耶路撒冷”之异象（注15）。
不论我们会不会比海教士“更荣幸”，我们都应该效仿他谦卑的样式去服事穆斯林，如同他效仿基督一样。
注：
1.布麦克，《火炬传千里：宣教士海春深在穆斯林中的生命见证》（香港：新生资源中心，2006年版）。英文原著：Bradshaw, M. R., Torch for Islam: A Biography of George K. Harris, Missionary to Muslims,( London: Lutterworth Press, 1965)。
2. 内地会月刊China’s Millions（《亿万华民》）, 1942年7月号。
3. 布麦克，第76页。
4. Leslie T. Lyall,A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: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the Mission Hudson Taylor Began,(London:Hodder & Stoughton,1965), p.157.
5. 陈剑光，《中国大陆基督徒团体的宣教运动──“福音传回耶路撒冷”运动》，《基督教学术》第九辑（上海三联书店，2011年）。
6. 布麦克，第151页。
7. 新西兰克里神学院的老师Myk Habets，在2009年奥克兰一次研讨会上所说。
8. 布麦克，页69、123。
9. 布麦克，页111-113，海教士1944年的日记。
10. 按照穆斯林的说法，尔撒并没有钉死，而是另一个人代替他死在十字架上。
11. 布麦克，页164。
12. 布麦克，页183-184。
13. 姚如云教士（Gordon Hudson Aldis）为内地会140周年台湾地区感恩特刊所撰写的《我们应该知道的事》一文，第11页。姚如云教士先后在中国重庆和台湾从事宣教事工。
14. Leslie T. Lyall, p.155-156.
15. Leslie T. Lyall, p.159.
作者来自上海，现旅居新西兰。
本文选自《举目》50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