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路加
一、变化中的中国
自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，在社会、经济、思想、人文甚至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化，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，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四方面∶
1. 经济环境的转型──自实行经济上的对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，国民生产总值（GDP）在不到30年中，增长了25倍以上，总体的经济规模已超过德国，位居世界第三位（仅在美、日之後）。但同时，贫富两级分化现象严重。
2. 教育环境的转型──今日的中国，虽然大学教育更加普及，每年录取和毕业的大学生都大幅增加，但实际上，教育却面临著空前的“商业化”和“产业化”的危机。
3. 价值观念的转型──人一切生活的中心，都开始围绕著金钱和物质转。传统的社会道德、伦理价值，已不再被人看重，甚至受到嘲笑和唾弃。由此带来了社会治安和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巨大问题和危机。
4. 人口分布的转型──今日中国正经历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，有所谓的“三大漂”现象，即∶一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北京、天津等地移动，二是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移动，三是向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移动。
二、变化中的中国家庭教会
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，对中国教会的发展，产生了极大的挑战。当中国社会向“都市化”突飞猛进时，中国教会也揭开了“城市宣教”的篇章。
今日中国的家庭教会，正发生著以下七个方面的深刻变化∶
1. 从农村到城市──这是最显著的、令人眼目一新的变化。许多城市家庭教会正以年轻化、高学历，以及充满活力的聚会方式，呈现出勃勃生机，并快速发展。这种情形，甚至在官方控制不太严密的三自教会中，也开始出现。
2. 从沿海到内陆──传统上，沿海的家庭教会较发达，这和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活动区域有关。而今在中国许多内陆地区，甚至少数民族当中，福音的传播以及教会的建立，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。
3. 从基层到多层──如今福音不再是文化程度不高、身处社会基层的平民的信仰，而成为了许多大学系统研究的课题，也是大学生、教授、白领阶层等热衷了解的信仰。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城市教会，纷纷在各城市建立，并且增长迅速。而许多“海归”基督徒的融入，也对城市家庭教会的转型和发展，产生了不小的作用。
4. 从单一到多元──过去中国教会在宗派方面，基本上是单一的（无宗派）；在神学思想方面，基本上是保守的（以基要派为主导）。这样的情形，正在发生变化。随著海外各种宗派、各种神学思想和观念的涌入，中国家庭教会也发生了改变，从单一走向多元。这种改变会带来何种後果，尚待观察。
5. 从接受到付出──当中国的经济，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，有所发展时，中国教会的信徒，在金钱奉献以及资源付出方面，也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其中尤以温州教会为显著。四川的赈灾，更成为中国家庭教会参与社会关怀及付出爱心的集中表现。
6. 从国内到海外──许多地区的家庭教会正跨越国境，向著周边的国家差派宣教士，开展福音宣教。虽然人数尚在少数，但“福音进中国，福音出中国”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信徒的异象和使命。其中，来自温州及福建地区的基督徒，因移民海外或在海外做生意，而更有条件且热诚地投入到建造当地华人教会及宣教上。
7. 从封闭到合作──过去因为历史和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，中国家庭教会之间，多半互不来往。而今这种情形也在改变当中。特别是城市中的新兴教会，面对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联祷会，以及营会和宣教事工，开始出现了教会之间的合作，甚至联合进行。跨系统的神学培训、工人训练等，越发多见。
三、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三种典型模式
据笔者的观察，近年来，家庭教会在向城市进军及发展的过程中，有三类非常典型的发展模式∶
1. “北京模式”
(1) “串联”、“并联”现象明显。所谓“串联”，指的是一位或数位专职的传道同工，带领十几个聚会点，形成垂直型的牧养管理机制；所谓“并联”，指的是不同教会之间的“水平连接”，或是一间教会分植出多间教会後，平时各自独立运作，但时常有传道同工间的联席会议，及事工方面的合作。
(2) 教牧同工大多有良好的文化素养，以及神学方面的装备。许多同工毕业於高等院校，放弃了很不错的事业和个人前途，委身神的呼召，带著强烈的使命感，并藉由许多地下神学院或网路神学院等，接受了较系统的神学装备。有些人甚至是在海外接受神学装备後回国服事。因此，教会同工的属灵视野及神学素养，和过去相比，有很大提高。
(3) 教会成员中，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和白领，在各行各业中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是福音进入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力量。
(4) 对中国教会前面的建造和方向，这些教会也有多方面、多层次的思考和实践；对福音如何有效进入文化，信仰如何在中国真正扎根，基督徒如何回应时代挑战，以及诸如“後现代思潮”、“公民社会”、“绿色环保”、“政教关系”等，也开始做出思考和论述。
2. “温州模式”
除了在本地区有快速发展之外，还藉由相对严密的组织结构及中央系统，统筹协调各项事工。特别是外派工人至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处宣教方面，取得了不俗的成果；也开拓出了一套深具特色的教会发展体系；最大的特点是，在教会人力、资源的整合及全盘统筹方面，特别是推展宣教事工方面，有相当的力量和效果。
3. “珠三角模式”
在珠江三角洲，有著大量从农村来的打工的人，加上当地特有的民情、风俗，而发展出了“民工教会”、“阿姨教会”，或是“企业老板教会”，甚至“公安教会”等。
四、“海归基督徒”，宣教生力军
1989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向福音打开心门的一个分水岭。过去20年来，大陆群体在海外的信仰历程，我认为大致如下∶
1989年──信仰上的突破∶信主。
1992年起──有一些大陆信徒开始进入神学院装备。
1992至1998年──融入海外华人教会，或开始建立独立的团契或教会。
1998年──由“被服侍”到主动参与，进入教会领袖层。
2000年──海归潮涌现，海外华人教会宣教意识的增强。
今日──进一步加强了海外华人教会的活力，并帮助国内城市宣教及家庭教会的发展。
从中国近代来看，学人的福音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在中国校园的属灵复兴运动中，神兴起了一大批诸如赵君影牧师、滕近辉牧师、于力工牧师、边云波弟兄等爱主、事主的知识分子基督徒和传道人；之後藉由香港、台湾等地快速发展的学人和校园事工，进一步在中国学人和知识分子中间，得著他的百姓。
自60年代开始，随著大量的港台青年留学海外，带动了海外华人教会的建立和兴起，也为随後而来的大批大陆学人及新移民，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大环境，为後来的属灵收割提供了条件。
如今，神又藉著上世纪末开始的“海归“大潮，引领许多海外基督徒回到中国，和国内基督徒携手，在全球最大的福音禾场上携手耕耘。
福音不但要进中国、在中国，更要出中国！我们已经看见神的灵在今日的中国教会中运行，差派了为数不少的宣教士到海外。在全球宣教的事工中，有了中国大陆宣教士的身影！
五、家庭教会对“海归基督徒”的期待
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“海归”对中国的发展一直有著重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自近160年前，第一位留学海外的容闳学成归国後，其後的中国历史进程，就再也无法抹去一波波“海归”留下的深深足印。
在近代中、港、台的教会发展史上，“海归基督徒”同样留下了深深的烙痕，其中的佼佼者，有宋尚节、韩伟、蔡元云等等。
在今日中国教会的转型和更新中，海归基督徒责无旁贷，理当积极投入。这也是家庭教会殷殷期待的。笔者仅以下述正反两个方面，提出一些家庭教会对海归的期待∶
1. 正面的作用
许多家庭教会，期待著“海归基督徒” 能藉著自身以下的几大特色，带来正面的作用∶
(1) “海归基督徒”的文化素养和宽广视野
中国家庭教会在新的形势、新的处境中，特别是在“城市化”的社会变迁中，面对著前所未见的挑战，亟需在许多方面转型及更新。海归基督徒有著良好的文化素养，特别是他们在海外教会中获得的视野及学习，将给中国教会带来帮助。
(2) “海归基督徒”的神学素养和对教会架构的观察
在神学装备方面，因海归基督徒的加入，整体上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正面影响，对中国教会完善本身架构、制度等，有相当正面的推动。
(3) “海归基督徒”所具备的连接中外文化、属灵资源等的桥梁作用
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，中国教会也需要加快步伐，和普世教会相交相通，汲取东、西方的属灵资源，取长补短。这方面，海归基督徒能发挥极大的作用。
(4) “海归基督徒”对“福音出中国”的贡献
中国教会越来越具有普世宣教的眼光和心志。海归基督徒在协助家庭教会走出国门、进入宣教工场方面，大有可为。
另外，海归基督徒在积极参与社会关怀，达成教会的文化使命方面，在社会各领域中为主开疆辟土、作光作盐方面，以及在文艺文化等领域做松土及福音预工方面，皆大有可为，这也是家庭教会殷切期望的。
2. 需要避免的消极作用
中国家庭教会也期望海归基督徒∶
(1)不因为海外生活的经历及圣经知识的丰富而产生优越感，以致与本土教会产生隔阂。
(2)不因为掌握了某种神学理论或思潮，而与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渐行渐远，甚至激烈批评。
(3)不因为和海外教会广泛的联系，而在当地教会中另立山头，拉帮结派，甚至看不起、不服从神所设立的属灵权柄。
(4)不因为自己有某种看见或领受，而认为其他教会都不正确、不属灵（特别在政教关系方面）。
六、结语
我们很清楚地看见，今日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，需要面对新的处境，需要转型和更新。这是中国教会能否再次经历属灵大复兴，能否真正成为普世宣教的生力军的关键时刻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海归基督徒当看见自己的角色和作用，一方面勇於开拓和承担，去芜存菁，另一方面又谦卑虚己，传承家庭教会美好的属灵传统，牢牢把握住家庭教会所领受的属灵异象和心志，连接东西方历代圣徒从主的领受，并在中国的土壤上发扬光大。如此，中国教会必有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未来，也将在中国及普世的宣教工作上更蒙神的祝福！
作者来自上海，现为“播种者国际协会”中国事工部负责人。
选自《举目》第41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