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药师
近年来，鼓励基督徒重视社会参与的呼声，在华人教会中似乎愈来愈响。也有愈来愈多的基督徒，在社会各处，勇敢地表达意见和价值观。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。
然而，也有福音机构及教会，因为参与社会及关怀社会，而渐渐忽略了福音的使命（如台湾绝大部分的基督教医院）。还有的教会热衷于政治，使讲台变成政见发表会，或政党的拉票台（如台湾某大教派）。更有教会，因为政治立场产生纷争，甚至分裂（我服事过的教会，就有两间发生过这样的事），等等。
圣经始终强调的，是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，以及对神、对他人应该抱持怎样的态度，而非要做什么以及参与什么。所以，关键不在于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社会、关怀社会，而是对社会的态度，以及参与社会、关怀社会的动机是什么。
积极的福音召命
使徒彼得和保罗，都鼓励我们不分人、时、地，要积极向外传福音。（参《林前》9：22-23；《提后》4：2；《彼前》3：15）
有些基督徒，因为其他宗教团体在社会关怀上大有影响力，所以不甘势弱，积极推动社会关怀行动。的确，我们基督徒是要好好反省，为何我们对社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但是，我们也不能用世界的价值观及诉求为标准，来和其他宗教或商业团体竞争。
基督徒爱人、关怀社会，当然能让人由此感受到神的爱。然而，若不能使人得着救恩，则一切都是枉然。就如台湾佛教团体慈济，再怎么帮助人，都不能把人带进天国。
所以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，而不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世界。否则，慈济人已有这么好的行为，还有必要信耶稣吗？人需要耶稣，就是因为无论人怎么做，都达不到神的善。因此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都必须先问自己：这是否出于爱灵魂的心？是否因为被基督“十字架”的爱所感动？若只是为了表现或证明我们可以做什么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
社会责任比传福音更有影响力？
有些基督徒认为，福音唯有透过参与、关怀社会，才有大能。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，灾区有一位在台湾超过20年的西国宣教士，对我们在灾区传福音的行动大为不满，她大声疾呼：“现在不是传福音的时候！”因为她认为，灾民需要的是救助与关怀，而不是福音。
印度宣教士K.P. Yohannan曾严厉判批了“若不先喂饱他，他的耳朵就不会打开来听福音。”的错误观念；他不否认要有社会关怀，但是他提醒我们思考：“社会关怀或责任”的能力，是否大于福音的大能（《罗》1：16）？（注）
到底是“唯有先解决人类饥饿、贫穷、疾病等社会问题，福音才有大能”？还是“唯有福音才能真正解决人类饥饿、贫穷、疾病等社会问题”？如果我们相信的是前者，那么在贫穷地区，面对随时会饿死的人群，我们就永远无法传福音了，因为光是“永远无法解决”的饥饿问题，就让我们忙不完了。但如果我们深信后一种观念，就会先传福音，如果他们信了，就算明天死了，也到主那里去了。
这世界注定是将要败坏、灭亡的。如果一个不认识神，而且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垂危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拼命救他，还是要拼命向他传福音呢？我们得认清楚，什么是金、银、宝石，什么是草、木、禾秸（《林前》3：12）。
当然也有人认为，世界又不会立刻毁灭，基督也不会明天就再来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缺乏末世的迫切感，我们也会失去传福音的迫切感。可能这就是问题的症结。
在此，我并不打算落入解经及神学的争辩中，只想指出，问题并不在于：要不要有“社会关怀或责任”。因为真正的福音召命，必定带出“社会关怀和责任”。问题在于动机和心态，是永恒价值与短暂价值的问题，是应否喧宾夺主的问题。
我们得明白，社会关怀是福音自然的结果，而不是福音倚靠的工具。因为若福音要靠社会关怀才能传，那么福音便会传得有气无力。所以，我们并非不需要爱的行动，而是：即使我没有足够的爱，我也能传，因为我的爱在神眼中，永远是不够的。我乃是要告诉人，像我这样一个败坏、没有爱的人，神竟然为我死。
若你会为失丧的灵魂哭泣
基督徒若有福音的召命，就得舍己背起“十字架”，而不是只求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可惜的是，成功神学正在教会中大行其道（请参看拙作《慎防“真信仰玩成假的”﹗》,《举目》51期）。教会把大部分的时间、精力、财力，都用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上。就算有往外面的行动，也是先考虑自己的需求，为了自己的好处（若与自己的好处无关，就不参与。例如：非典爆发的那一年，绝大部分要去中国短宣的北美教会，都取消了行程），或者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上（以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、政治立场或国族主义。例如，华人教会传福音及宣教，多半只以华人为对象。至于非华人社会的关怀与参与，就更少了）。
社会关怀与参与，通常是受欢迎的。以福音为召命的社会关怀与参与，则未必了（因为是真理之争，是属灵的争战）。然而，也只有这样的关怀与参与，才能带来因生命转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变。
使徒保罗的服事，带来以弗所城的转变（《使徒行传》19章）。台湾早期的加拿大宣教士马偕，给台湾医疗、教育及农业多方面都带来了影响（参《福尔摩沙纪事：马偕台湾回忆录》）。英国的威伯福斯带领克拉朋联盟，经过长期的奋战，废除了英国的奴隶制度（参《兄弟相爱撼山河》）。英国宣教士富能仁及他的后继者，完全改变了云南栗僳族地区（参网路文章《中国的福贡县：几乎全民信耶稣基督，犯罪率为零﹗》）等等，都是因福音召命，而舍己背“十字架”、参与社会的范例。
我去年经过香港，特地去看九龙寨城，这原本以黑社会及社会边缘人聚居而恶名昭彰。过去违建危楼林立的景象已不复见，只留下一个纪念公园。在公园中赫然见一“潘灵卓峰”，旁立一碑文写道：“潘灵卓女士于1966年只身从英国来港传道，在城寨内照顾误入歧途的青少年，不畏黑社会干扰，帮助吸毒者以福音戒毒。她的牧民事业日后发展成为在港九新界多处设立的‘幸福营’，引导无数吸毒者、妓女和露宿者重获新生，甚至有黑社会分子笃信耶稣后改邪归正，献身传道工作。”
我非常感动——感动的不是潘女士的事工（多年前早已感动），而是她因福音的召命带来的社会转化，成为这里唯一立碑纪念的人物事迹。
当基督徒因基督的爱，而舍己背起“十字架”时，我们社会参与的动机才会正确。若一个人会为失丧的灵魂哭泣，那么他自然会在任何地方、无论得时不得时，用爱灵魂的行动，向所有人传福音。这就是以福音为召命的社会参与。
注：K.P. Yohannan, Revolution in World Missions, (Lake Mary, FL: Creation House, 1992,) 140-150.
作者出生于台北，曾在台湾及北美牧会。现在英国进修博士，并从事生命转化事工。
选自《举目》第48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