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路加
一、變化中的中國
自1978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，在社會、經濟、思想、人文甚至政治等各方面的變化，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，主要表現在以下的四方面：
1. 經濟環境的轉型──自實行經濟上的對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，國民生產總值（GDP）在不到30年中，增長了25倍以上，總体的經濟規模已超過德國，位居世界第三位（僅在美、日之後）。但同時，貧富兩級分化現象嚴重。
2. 教育環境的轉型──今日的中國，雖然大學教育更加普及，每年錄取和畢業的大學生都大幅增加，但實際上，教育卻面臨著空前的“商業化”和“產業化”的危機。
3. 價值觀念的轉型──人一切生活的中心，都開始圍繞著金錢和物質轉。傳統的社會道德、倫理價值，已不再被人看重，甚至受到嘲笑和唾棄。由此帶來了社會治安和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巨大問題和危機。
4. 人口分佈的轉型──今日中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大遷移，有所謂的“三大漂”現象，即：一是大量農村人口向北京、天津等地移動，二是向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移動，三是向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移動。
二、變化中的中國家庭教會
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，對中國教會的發展，產生了極大的挑戰。當中國社會向“都市化”突飛猛進時，中國教會也揭開了“城市宣教”的篇章。
今日中國的家庭教會，正發生著以下七個方面的深刻變化：
1. 從農村到城市──這是最顯著的、令人眼目一新的變化。許多城市家庭教會正以年輕化、高學歷，以及充滿活力的聚會方式，呈現出勃勃生機，並快速發展。這種情形，甚至在官方控制不太嚴密的三自教會中，也開始出現。
2. 從沿海到內陸──傳統上，沿海的家庭教會較發達，這和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活動區域有關。而今在中國許多內陸地區，甚至少數民族當中，福音的傳播以及教會的建立，也都有了極大的發展。
3. 從基層到多層──如今福音不再是文化程度不高、身處社會基層的平民的信仰，而成為了許多大學系統研究的課題，也是大學生、教授、白領階層等熱衷瞭解的信仰。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城市教會，紛紛在各城市建立，並且增長迅速。而許多“海歸”基督徒的融入，也對城市家庭教會的轉型和發展，產生了不小的作用。
4. 從單一到多元──過去中國教會在宗派方面，基本上是單一的（無宗派）；在神學思想方面，基本上是保守的（以基要派為主導）。這樣的情形，正在發生變化。隨著海外各種宗派、各種神學思想和觀念的湧入，中國家庭教會也發生了改變，從單一走向多元。這種改變會帶來何種後果，尚待觀察。
5. 從接受到付出──當中國的經濟，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，有所發展時，中國教會的信徒，在金錢奉獻以及資源付出方面，也有了很大的進步，其中尤以溫州教會為顯著。四川的賑災，更成為中國家庭教會參與社會關懷及付出愛心的集中表現。
6. 從國內到海外──許多地區的家庭教會正跨越國境，向著周邊的國家差派宣教士，開展福音宣教。雖然人數尚在少數，但“福音進中國，福音出中國”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信徒的異象和使命。其中，來自溫州及福建地區的基督徒，因移民海外或在海外做生意，而更有條件且熱誠地投入到建造當地華人教會及宣教上。
7. 從封閉到合作──過去因為歷史和政治環境等多方面的原因，中國家庭教會之間，多半互不來往。而今這種情形也在改變當中。特別是城市中的新興教會，面對地區性甚至全國性的聯禱會，以及營會和宣教事工，開始出現了教會之間的合作，甚至聯合進行。跨系統的神學培訓、工人訓練等，越發多見。
三、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三種典型模式
據筆者的觀察，近年來，家庭教會在向城市進軍及發展的過程中，有三類非常典型的發展模式：
1. “北京模式”
(1) “串聯”、“並聯”現象明顯。所謂“串聯”，指的是一位或數位專職的傳道同工，帶領十幾個聚會點，形成垂直型的牧養管理機制；所謂“並聯”，指的是不同教會之間的“水平連接”，或是一間教會分植出多間教會後，平時各自獨立運作，但時常有傳道同工間的聯席會議，及事工方面的合作。
(2) 教牧同工大多有良好的文化素養，以及神學方面的裝備。許多同工畢業於高等院校，放棄了很不錯的事業和個人前途，委身神的呼召，帶著強烈的使命感，並藉由許多地下神學院或網路神學院等，接受了較系統的神學裝備。有些人甚至是在海外接受神學裝備後回國服事。因此，教會同工的屬靈視野及神學素養，和過去相比，有很大提高。
(3) 教會成員中，不乏高級知識分子和白領，在各行各業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，是福音進入社會的至關重要的力量。
(4) 對中國教會前面的建造和方向，這些教會也有多方面、多層次的思考和實踐；對福音如何有效進入文化，信仰如何在中國真正扎根，基督徒如何回應時代挑戰，以及諸如“後現代思潮”、“公民社會”、“綠色環保”、“政教關係”等，也開始做出思考和論述。
2. “溫州模式”
除了在本地區有快速發展之外，還藉由相對嚴密的組織結構及中央系統，統籌協調各項事工。特別是外派工人至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處宣教方面，取得了不俗的成果；也開拓出了一套深具特色的教會發展体系；最大的特點是，在教會人力、資源的整合及全盤統籌方面，特別是推展宣教事工方面，有相當的力量和效果。
3. “珠三角模式”
在珠江三角洲，有著大量從農村來的打工的人，加上當地特有的民情、風俗，而發展出了“民工教會”、“阿姨教會”，或是“企業老闆教會”，甚至“公安教會”等。
四、“海歸基督徒”，宣教生力軍
1989年是中國知識分子向福音打開心門的一個分水嶺。過去20年來，大陸群体在海外的信仰歷程，我認為大致如下：
1989年──信仰上的突破：信主。
1992年起──有一些大陸信徒開始進入神學院裝備。
1992至1998年──融入海外華人教會，或開始建立獨立的團契或教會。
1998年──由“被服侍”到主動參與，進入教會領袖層。
2000年──海歸潮湧現，海外華人教會宣教意識的增強。
今日──進一步加強了海外華人教會的活力，並幫助國內城市宣教及家庭教會的發展。
從中國近代來看，學人的福音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上個世紀40年代，在中國校園的屬靈復興運動中，神興起了一大批諸如趙君影牧師、滕近輝牧師、于力工牧師、邊雲波弟兄等愛主、事主的知識分子基督徒和傳道人；之後藉由香港、台灣等地快速發展的學人和校園事工，進一步在中國學人和知識分子中間，得著他的百姓。
自60年代開始，隨著大量的港台青年留學海外，帶動了海外華人教會的建立和興起，也為隨後而來的大批大陸學人及新移民，預備了一個屬靈的大環境，為後來的屬靈收割提供了條件。
如今，神又藉著上世紀末開始的“海歸“大潮，引領許多海外基督徒回到中國，和國內基督徒攜手，在全球最大的福音禾場上攜手耕耘。
福音不但要進中國、在中國，更要出中國！我們已經看見神的靈在今日的中國教會中運行，差派了為數不少的宣教士到海外。在全球宣教的事工中，有了中國大陸宣教士的身影！
五、家庭教會對“海歸基督徒”的期待
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“海歸”對中國的發展一直有著重大的影響。可以說，自近160年前，第一位留學海外的容閎學成歸國後，其後的中國歷史進程，就再也無法抹去一波波“海歸”留下的深深足印。
在近代中、港、台的教會發展史上，“海歸基督徒”同樣留下了深深的烙痕，其中的佼佼者，有宋尚節、韓偉、蔡元雲等等。
在今日中國教會的轉型和更新中，海歸基督徒責無旁貸，理當積極投入。這也是家庭教會殷殷期待的。筆者僅以下述正反兩個方面，提出一些家庭教會對海歸的期待：
1. 正面的作用
許多家庭教會，期待著“海歸基督徒” 能藉著自身以下的幾大特色，帶來正面的作用：
(1) “海歸基督徒”的文化素養和寬廣視野
中國家庭教會在新的形勢、新的處境中，特別是在“城市化”的社會變遷中，面對著前所未見的挑戰，亟需在許多方面轉型及更新。海歸基督徒有著良好的文化素養，特別是他們在海外教會中獲得的視野及學習，將給中國教會帶來幫助。
(2) “海歸基督徒”的神學素養和對教會架構的觀察
在神學裝備方面，因海歸基督徒的加入，整体上給中國教會帶來了正面影響，對中國教會完善本身架構、制度等，有相當正面的推動。
(3) “海歸基督徒”所具備的連接中外文化、屬靈資源等的橋樑作用
在全球一体化的進程，中國教會也需要加快步伐，和普世教會相交相通，汲取東、西方的屬靈資源，取長補短。這方面，海歸基督徒能發揮極大的作用。
(4) “海歸基督徒”對“福音出中國”的貢獻
中國教會越來越具有普世宣教的眼光和心志。海歸基督徒在協助家庭教會走出國門、進入宣教工場方面，大有可為。
另外，海歸基督徒在積極參與社會關懷，達成教會的文化使命方面，在社會各領域中為主開疆闢土、作光作鹽方面，以及在文藝文化等領域做鬆土及福音預工方面，皆大有可為，這也是家庭教會殷切期望的。
2. 需要避免的消極作用
中國家庭教會也期望海歸基督徒：
(1)不因為海外生活的經歷及聖經知識的豐富而產生優越感，以致與本土教會產生隔閡。
(2)不因為掌握了某種神學理論或思潮，而與家庭教會的屬靈傳統漸行漸遠，甚至激烈批評。
(3)不因為和海外教會廣泛的聯繫，而在當地教會中另立山頭，拉幫結派，甚至看不起、不服從神所設立的屬靈權柄。
(4)不因為自己有某種看見或領受，而認為其他教會都不正確、不屬靈（特別在政教關係方面）。
六、結語
我們很清楚地看見，今日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已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，需要面對新的處境，需要轉型和更新。這是中國教會能否再次經歷屬靈大復興，能否真正成為普世宣教的生力軍的關鍵時刻。在這樣的時刻，海歸基督徒當看見自己的角色和作用，一方面勇於開拓和承擔，去蕪存菁，另一方面又謙卑虛己，傳承家庭教會美好的屬靈傳統，牢牢把握住家庭教會所領受的屬靈異象和心志，連接東西方歷代聖徒從主的領受，並在中國的土壤上發揚光大。如此，中國教會必有一個更加合神心意的未來，也將在中國及普世的宣教工作上更蒙神的祝福！
作者來自上海，現為“播種者國際協會”中國事工部負責人。
選自《舉目》第41期